阎长贵：我是怎样成为江青秘书的

阎长贵在左一，江青在右五。

我未曾设想，自己竟会成为中国第一夫人江青的秘书。这无疑是历史的安排，仿佛是天意所定的一纸“鸳鸯谱”。

诸多文献记载，江青的秘书乃姚文元，又有说法提及戚本禹，甚至提及江青的女秘书，然而这些均与事实不符。我必须明确指出，我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任命的江青首任秘书，亦即最初的秘书（负责收发与管理文件的机要秘书，以下简称为秘书）。在我任职之前，江青身边的同事中，或许有人（例如警卫员）曾以“秘书”之称，亦曾承担过部分秘书工作，但他们的身份和职务并非秘书，而仅是公众的一种俗称。另外，确实有人曾为江青提供过秘书性质的服务，例如戚本禹曾协助江青审阅群众来信等，但他的主要职责并非担任江青的秘书，而只是偶尔代为处理一些事务。

我、杨银禄、刘真以及刘玉庭。接下来，我将叙述我是如何成为江青同志的首位秘书的。

我担任江青的秘书，不是江青指名要我，也不是我毛遂自荐，而是当时组织安排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戚本禹可能起了主要和关键的作用，即我给江青当秘书是戚本禹推荐的。陈伯达被审查时写的材料中说我给江青当秘书"可能是关锋介绍的"。这个推测事出有因（因为"文革"前我一直在关锋手下工作，是关锋的学生），但不对；其实关锋当时是不大赞成我给江青当秘书的，在我已担任江青秘书后，他有次见了我，跟我说，“你政治上弱，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做秘书。”——说我“政治上弱"指什么，关锋没详细说，我也没好意思问。

“可是我没有做过秘书，不知道如何胜任。”他鼓励道：“不懂可以学习嘛！文件收发和挑选这些基本工作你应该能掌握。只要用心，就没有问题。我已经向江青推荐了你。”

当然，我给江青当秘书，也不是戚本禹一句话；后来汪东兴告诉我："你的档案是我审查的，你给江青当秘书是我挑来的。”我给江青当秘书还要过中央办公厅这一关。无疑，其中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环节还是江青同意和愿意接纳我；而在这方面，戚本禹的推荐和介绍我想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当时，就了解我而言，在我高一层的人当中，除了关锋就是戚本禹了。而且我当时就在戚本禹手下工作。

自那场谈话过后，时日流转，大约十日或半月之后，即1967年1月9日之夜——那日之晚，我记忆犹新——戚本禹兴高采烈地踏入我当时的办公空间（实则仅隔一墙之隔，便是他的办公室），喜形于色地告知我：“安排已定，你将出任江青的秘书，即刻迁往她所居的十一楼居住！”我迅速整理了几件衣物与洗漱用品，便随戚本禹一同前往。自此，我告别了在钓鱼台十六楼度过的近半年的时光，搬至当时江青所居的钓鱼台十一楼，开启了为江青担任秘书的职业生涯与生活篇章。

有人曾言：挑选林办的秘书，其难度堪比选拔状元。同理，为江青挑选秘书，恐怕亦非易事。至于我成为江青秘书的选拔过程，其中的推荐、审查与决策细节，我全然不知。后来才听闻，当时共有四人角逐此职，而我，年仅29岁，入职时间最短（仅有5年），干部等级最低（仅为22级），月薪最少（仅56元）。这份看似优渥的职位为何最终落在我身上，我始终不得其解，也从未有过探究的念头。

直至三十余年后，当我着手撰写回忆录之际，方才萌生探询之心，想弄明白戚本禹究竟是如何向江青引荐与介绍我的。于是，我拨通了戚文（这是戚本禹于1996年刑满释放后所更的名号）在上海的电话，并向他提出了这一疑问。他回应说，关于当时具体的对话内容和交流方式，他已经无法清晰地回忆起来。然而，无论当时的交流具体如何，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应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出身优渥，社会关系单纯且明晰；

第二，政治可靠，工作负责。

第三，具备一定的写作才能，其撰写的文章曾荣获毛主席的高度赞誉。

我的看法是，如此表述确实贴近现实。相较于“文革”时期，对于“政治”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定义已发生了显著且根本的转变。至于“政治可靠”，在那时，我对于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的态度无疑是坚定无误的，内心充满了虔诚，这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对个人的过度崇拜。鉴于我个人的这些条件，以及我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我有幸被选中担任江青的秘书。

自担任江青秘书以来，某日于钓鱼台十七楼观影之际，曹轶欧（康生夫人）与我相遇，她不禁说道：“噢，你如今已在十一楼任职了！”语气中既流露出赞赏，又夹杂着几分惊讶。我闻言微微一笑，却并未将此放在心上。心中暗想，“十一楼”（江青所居之处）与“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究竟有何区别，又有多大区别，并未觉得有何不同之处。——事后回顾，这或许正是我迂腐的一面，因此终未能赢得江青的青睐，最终被她以莫须有的“坐探”罪名投入牢狱，度过了长达七年半的囚禁生涯。

“我并非轻视你，像你这样的人，到处都是。你是否有德行，是否有卓越的才华？在我看来，你似乎都不具备这些条件……”这些言论纯属虚构。在我的七年多狱中生活里，从未有过此类审问。

在我担任江青秘书之前，我曾服务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江青办信组，负责处理江青收到的群众来信。江青办信组并非自“文革”初期便存在，而是逐步形成的。大约在1966年的九、十月份，该组已扩充至七八人规模，我担任了负责人一职。成员包括红旗杂志社的两名工作人员、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两名研究人员、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以及两名军队干部。这些干部中，一位是连指导员，另一位则是正在服兵役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从成员的构成来看，这个机构无疑是一个拥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办事团队。

设立这样一个独立机构的原因有二：一是江青当时确实有这样的需求，二是这也反映了她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特殊地位。

在“文革”爆发之前，江青在党内和政府中并未担任任何实质性职务。尽管她偶有信件往来，但多半属于私人性质，数量亦不甚多，处理起来自给自足。然而，自她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职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除了亲朋好友的来信之外，社会上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给她写信，数量逐日攀升。江青本人难以一一阅读和处理，因此可能最初是由戚本禹协助她审阅和处理。到了1966年7月中旬至下旬，或许戚本禹感到事务繁重，于是又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的梁川借调过来，协助他分担工作。

在“文革”初期的6月3日，戚本禹将我自《红旗》杂志社调至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紧接着，7月4日，他又将我引至钓鱼台，并安排我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任职。直至8月中旬，戚本禹命我退出简报组，转而协助梁川处理江青收到的群众来信。不久，梁川重返秘书局信访处，我便独立肩负起处理江青群众来信的重任。

然而，民众致江青的信件日渐增多，尤其是在8月31日，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代理组长的身份主持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之后，信件数量激增，每日数百封，乃至上千封，甚至有时刻达到两千余封，每日皆需以麻袋装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部门着手组建了江青办信组，该组直接受戚本禹的领导。

处理群众来信的流程是怎样的？戚本禹在“文革”前期曾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科科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向我们透露，这主要涉及以下三种情况：

首先，需呈递给首长审阅的，包括首长的亲属、友人及熟人的来信，以及涉及重大或重要议题的信件。对于此类信件，应制作摘要，并将摘要与原信一同呈送。此类信件每日最多选取3至5封。

其次，鉴于信中所提问题的性质，需将相关内容转发至有关部门及各地，包括林彪同志处、总理办公室、诸位副总理办公室、各部委、各省市等地。此类转发的信件数量庞大，约占所有信件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第三，对于任何针对首长的反对与指责，均需移交至公安部，并由其负责处理。

戚本禹强调，面对那些难以决断的信件，若你们感到犹豫不决，不妨随时向我咨询。他特别指出，处理江青同志收到的群众来信务必谨慎细致，从中洞察实情，挖掘问题，这乃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政治使命，亦是一份光荣的职责。

坦白讲，当时我们全体同仁都怀揣着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和对江青的敬仰之心投身于这项工作，我们态度严谨，责任重大，不畏艰难，不惧劳苦。中央部委及各大行政区均分配了各自的责任区域，平均而言，每人每日需处理二三百封来信。其中，绝大多数信件初看便可知其性质，而需仔细研读的则仅占数十封。信件内容繁杂多样，涉及方方面面，既有申冤的，也有告状的，还有反映情况和揭发问题的；既有公务，也有私事，既有大事，也有小事，既有历史问题，也有现实问题，种类繁多，难以一一列举。

那时，我负责处理中央各部委的来信，同时，作为负责人，我需从众多信件中精选3至5封，这些信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专为江青准备的。在文革初期，尤其是在那段特殊时期，我们并未遵循常规的八小时工作制。几乎每晚，我们都需加班，有时甚至要工作至深夜十一二点，工作节奏紧凑而紧张。在那个被政治狂热情绪所笼罩的时代，我们怀揣着神圣的使命感，无人抱怨，大家都认为这是份内之事。

在担任江青办公室信件处理小组负责人近三个月的期间，我未曾遭受过江青的责备（至于是否获得过表扬，我也已记不太清），或许这正体现了她对我在其身边工作的满意。这也可能是她决定让我担任她秘书职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期间，值得一提的是，我结识了李讷——毛泽东与江青的独生女。我们的年龄相仿（我比她大三岁），均已完成大学学业，她专攻哲学，而我则专注于历史，我们拥有许多共同话题，对于“文革”的看法也出奇地一致，因此我们的交谈总是那么投机，常常促膝长谈。

因协助江青处理信件，信中提及了她的若干情况——但仅限于若干，绝非涉及对江青的不敬——我亦偶尔会向李讷提及一二。记得有一次，一封来信中附来一张江青三十年代的照片（非剧照），我拿给李讷观看，她随口便赞叹道：“漂亮的小妈妈！”在李讷眼中，母亲的美貌似乎胜过她。这或许确是实情。就外貌与体型而言，李讷有七分像毛泽东，三分像江青。她曾对我说：“别人家是严父慈母，而我却是严母慈父；我不惧怕父亲，却有时对母亲心生畏惧。”

1966年，周总理与李讷登城楼。

我对李讷的印象颇佳，想来她对我的观感亦然。自我担任江青秘书以来，我们之间的相处一直融洽。如今回顾，我之所以被选为江青的秘书，李讷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这一点，从她对为江青挑选秘书一事的密切关注中便可窥见一斑。

“肖力（注：李讷的别名，当时多称她为肖力）这是何意，竟对我们老王如此严格审查？”诚然，我那时全然不知自己已被列入为江青选拔秘书的考察名单；同样，我也未曾意识到江青当时并无秘书一职。

当时，江青同志身边有位名叫孙立志的同志，众人皆以“孙秘书”称呼他，我亦如此（尽管他的正式职务是警卫员，即警卫秘书），毕竟我们是同乡，曾有过一番交谈。他曾经对我说：“江青同志认为你尚存一丝劳动人民的气息，尚未完全‘化’去。”我听后，并未明了孙立志此话的深意，亦未将之与江青挑选秘书之事联系起来，只是简单道了声谢。江青同志在我成为她的秘书之后，也曾亲自向我提及此事。在当时，这无疑是对我极高的政治评价，或许也正是她接纳我担任秘书的根本原因。

我与李讷的相识，纯粹是缘于我们当时均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成员，我们的见解与兴趣颇为契合，仅是寻常的交往，我绝无攀附权贵的念头。然而，在我被选为江青秘书的过程中，我深信李讷为我美言。至于事情由“好”转“坏”，即后来因种种原因遭受江青的打压，这一切与李讷毫无瓜葛，我亦从未对她有过丝毫的责怪之意。时至今日，我与李讷的友谊依然如故，每逢佳节，我还会前往探望她。

“你受了不少苦吧！”显然，他也知晓我曾遭受江青迫害的往事。岁月如梭，转瞬之间，四十年已逝，我和李讷都已步入或跨过了古稀之年。

在我担任江青秘书之前，她对我早已不陌生。对我家庭的背景、过往的历史表现以及现实中的行事作风，她似乎都颇为满意。加之戚本禹的热心推荐，以及汪东兴的严格审查，江青最终决定将我选为她的秘书——这为我平淡无奇的人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为我的平凡生活注入了不凡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