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回忆录：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昔日，纪登奎身为地方干部，深得毛泽东的青睐，因其坦诚直率，不虚言妄语，且工作能力出众。尤为难得的是，在与最高领袖的交流中，他毫无畏惧，谈吐自然，令领袖感到格外舒心。如此官员，领袖难得一见。

彼时，领袖的期望乃以地方官员之标准衡量。同时，正值新中国初创之际，领袖信心满满，坚信在他麾下，无论何种人才皆能展露头角，且他亦迫切寻求合适之官员，以构成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

然而，步入中央高层，即便是他名列接班人行列之际，评判标准亦有所不同。领导层认为，纪登奎为人踏实，能力出众，不事张扬，堪称贤能之臣。然而，他的忠诚度似乎有所欠缺，尤其是与江青、张春桥相较而言。忠诚度不足的体现之一，便是缺乏足够的勇气。借用时下流行的话语，即“战狼”精神略显不足。

在文革的后期阶段，领袖的自信心相较十几年前有所减弱，他迫切需求那些忠诚度高、敢于在领袖的指令或暗示下勇往直前的将领。虽然恪守规矩不失为一种美德，但战场上尤其需要那股“战狼”般的斗志。遗憾的是，纪登奎在这方面似乎还未能达到火候。

自毛泽东主席离世之际，华国锋同志接棒成为国家的杰出领导者，而纪登奎同志则在其领导下，共同度过了一段短暂的“黄金岁月”。

华国锋与纪登奎均为山西同乡，且革命生涯的经历颇为相似，但在抗战年间，他们的工作轨迹似乎并未有太多交汇。华国锋加入国务院的时间比纪登奎晚了一年，而晋升至政治局则比纪登奎晚了四年。华国锋调至中央后，一度接过纪登奎的接力棒，负责分管农业工作。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不幸离世，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随即联名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希望确立一位负责人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而他们三人将负责具体事务的执行。

毛泽东指出：“由华国锋率先垂范，邓小平负责处理外交事务。”进入二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当年的首份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并负责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随后，纪登奎被正式确定为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

纪登奎的好日子不持久。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历史的转折。在此次会议中，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以及苏振华等领导同志均遭受了严肃的批评。经过三中全会的批判，纪登奎同志的工作安排亦将作出相应调整。

在处理工作交接事宜时，胡耀邦向他征询了关于接替其分管工作的合适人选。纪登奎首先提议赵紫阳，鉴于赵紫阳表示在四川的工作难以脱身，他又推荐了王任重，而中央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直至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胡耀邦正式宣布辞去所有职务。

1982年，他被中央委派至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他所被赋予的职位，名为“部级研究员”，在我国，这堪称是“技术职称”中的巅峰之选。

纪登奎倒是十分坦然，他还开玩笑说，组织上和他谈话时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同志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职务也是“研究员”。他说：“想不到下台以后，我和党中央的总书记成了一样的待遇，也算是很荣幸呢。”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坐落于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与之相邻的，是我们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位于西黄城根北街。这个院子在中国现代史上颇具分量，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大幕正是从农村改革拉开，而此处正是这场农村改革的前沿指挥中心。总指挥一职由杜润生先生担任。

在那个八十年代，我同样怀揣着梦想，渴望跻身这个院落，却终究未能如愿。那时的我，受姚力文组长领导，他是刘少奇的得力秘书，当时担任《人民日报》农村部的负责人，与九号院的几位领导交情匪浅。然而，他却坚决反对我脱离中央文献研究室中负责刘少奇研究的团队。

在九号院中，我结识了一位好友赵树凯。由于工作的交集，他与纪登奎的关系尤为亲密，因而累积了诸多纪登奎的言论。赵树凯亦笔耕不辍，记录了大量关于纪登奎的资料，这些内容颇具价值。

在我看来，卸任后的纪登奎积累了诸多深思熟虑，亦能道出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毕竟，他在中央高层任职长达十年之久，与毛泽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且曾分管党政军及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工作。

在与纪登奎的闲聊中，赵树凯提及了华国锋。事实上，华国锋卸任之后，同样选择了九号院作为居所。纪登奎在言谈中鲜少对华国锋作出正面评价，却从中透露出，他认可华国锋果断采取行动逮捕“四人帮”所展现出的魄力和勇气，令人对其刮目相看。然而，随后的一系列事件处理得并不理想，总体而言，他的领导能力有待提高，尤其在关键时刻，他显得缺乏应有的担当。

在纪登奎眼中，华国锋的迅速退位可谓是理所当然之事。

赵树凯曾经对纪登奎说：“华国锋在位时搞个人崇拜，宣传英明领袖，到处挂像，还有歌曲，这个太不像话，连我们这些学生都觉得不合适。”

纪登奎说：

“您有所不知，这并非华国锋同志一手促成，亦非他所愿推动。实乃叶剑英元帅主导其事，在会议上对华国锋同志进行了宣传部署。华国锋同志以及我本人均曾表示此举不妥。然而，叶帅强调，此举并非单纯为了华国锋同志个人，而是基于对党的事业全局的考量。鉴于此，我亦不便多言。当然，在随后关于华国锋同志辞职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也进行了反思与自我批评。他表示，这是基于对毛泽东主席临终遗意的理解，出于辅助华国锋同志的考虑。

我认同这些观点。起初，华国锋也曾婉言拒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显得从容接受，甚至可能成为推波助澜的力量。

纪登奎卸任之后，与儿子纪坡民畅谈甚多，其中不乏诸多熠熠生辉的见解。

例如，他言及，任何一种政权，其根本的权力核心无不依赖于军队。这一观点，无论是古往今来，还是中外之间，均无例外。谈及此理，他不禁感慨万千。他接着说：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国家陷入一片混乱，无论是党中央、国务院，还是各级党委、地方政府，乃至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均遭受重创，实际上已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然而，只要解放军依然坚守岗位，国家的政权便依然稳固。“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将这一道理展露无遗。老毛对此看得极为透彻，他似乎已洞察到了国家的本质所在。

——纪坡民回忆起，父亲在说这番话时，将平时常常挂在嘴边的“主席”二字，换成了带着几分不敬的“老毛”。这表明，毛泽东对纪登奎的观察并非无的放矢，纪登奎的确并未做到绝对的忠诚。正如俗语所说，“忠诚若非绝对，那便等同于不忠诚”。

谈及军队及副统帅的话题，我们不得不提到纪登奎。他遵照毛泽东的指派，肩负着特殊使命，被派往中央军委，并兼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这样一来，与林彪的交往便不可避免。谈及对林彪的印象，纪登奎曾言及以下这段话：

无论中央讨论何种议题，似乎都鲜少听到林副统帅的见解。毛主席的观点层出不穷，针对各种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指示。但遗憾的是，无论讨论工业、农业、财贸，还是政治议题如整党，似乎都未见林副统帅提出任何意见……。

无论是战备、训练、科研、军工，抑或是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央军委的讨论中都缺少了他的指导，听不到他的一丝声音。这更加让我感到不解，这位副统帅究竟在忙些什么？……

纪坡民犹记得，他的父亲曾不厌其烦地重复提及此语，分别是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那两次的言辞与语气，出奇地一致。

1971年夏日，周总理偕同黄永胜、张春桥与纪登奎一同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纪登奎在汇报中提及：“目前军队中冗员现象严重，例如一个司令官之下，设有七八名副司令官；一个政治委员之下，亦配备七八名副政治委员。从军、师、团、营直至最基层，均存在一正多副的配置情形……”

林彪询问道：“林总，您经验丰富，军队目前状况如何，若真有战事，我们还能有效作战吗？”林彪闻言，亦感困惑：“确实如此，那我们该如何是好？”言罢，对话就此中断，再无后续。

在纪登奎的记忆中，邓小平的风格与林彪迥异。1975年，邓小平着手整顿军队，针对存在的问题，仅以“肿、散、骄、奢、惰”五个字概而言之。解决之道，便是部队各级军政首长中，正职一人，副职一两名，其余人员则全部予以清理，组建顾问组，将他们安置其中。行事果断，雷厉风行，犹如刀刃割除脓疮，快刀斩乱麻，问题便得以迎刃而解。

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之际，纪登奎便急切地拜访了小平同志，表达了自己希望辞去在北京军区所担任的军职的意愿。起初，小平同志对此表示了挽留之意。然而，纪登奎态度坚定，最终小平同志亦表示了同意。随后，他对儿子提及了这段过往的经历。

1976年，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其序幕实际上在1975年的夏秋之交就已拉开。起初，由刘冰对迟群、谢静宜提出控告的事件，以及毛主席对《水浒传》的评论，都成为了导火索；继之，又有主席指示毛远新在政治局会议上揭露社会上“翻文化大革命旧案”的现象。

邓小平正致力于全面整顿工作，首先着手于铁路，继而是钢铁行业，随后转向军队，紧接着是文艺和农业等领域，全面展开整顿工作。邓小平强调，所有整顿措施中，最为关键的是对党的整顿。他指派纪登奎负责试点工作，并着手起草整党相关文件。

邓小平似乎认为，整顿是国家的大事，而迟群、谢静宜、毛远新所提及的那些琐事，不过是些小孩子们的闲言碎语。然而，在这方面，他也有所误解。他并未意识到，此时的毛泽东已非战争年代的模样，甚至与他担任总书记时期也有所不同。他天真地以为，事情并无大碍，主席依旧对他深信不疑。

然而，时局渐趋紧张，毛泽东主席下令对邓小平同志进行“协助”，随后更指派了八位同志专门召开会议，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批评，此会议被称为“八人批邓”会，纪登奎同志亦名列其中。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华国锋同志主持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在全党范围内传达了批判邓小平同志的部署。事态愈发严峻，直至“四五事件”爆发，毛主席最终决定免去邓小平同志的职务。

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主席对他产生了不信任。随即，小平向主席提出了辞去总参谋长职务的请求。毛主席对此表示赞同，尽管如此，仍安排小平继续分管外交事务。小平同志正式辞去军职发生在1975年年底，这一时间点比他正式被撤销党政职务提前了三四个月。

纪登奎对儿子言道：“执掌军政大权与担任文职官员，其情形自是迥异。而在和平与战争的不同时期，掌握军权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吴忠

他分享了关于吴忠同志的一段往事：“文革”时期，吴忠同志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一职。这样的关键岗位自属要害，而毛泽东同志也对他深信不疑，曾高度评价道：“吴忠有忠”。

继而，中央对“文革”中的错误进行了纠偏，吴忠同志也受到了审查。毕竟在文革期间，他亦曾受到重用。当时通用的说法是“需要说清楚”。

自对越自卫反击战号角吹响，东线战事进展不顺，许世友焦虑万分，心脏病发作，遂返回请求增兵，并力邀吴忠接替指挥重任。彼时，吴忠正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却因审查尚未“水落石出”，赋闲在家，正忙于喂鸡。

吴忠感慨道：“上战场无妨，只是我尚未将事情‘理顺’。”

许世友曾言：“何须纠缠于‘说清楚’与否，一旦炮声隆隆，便是黄金万两！待你凯旋而归，无论何等疑问，都将一笔勾销，那时‘说清楚’便是水到渠成！我敢打包票，若届时仍有‘说不清楚’之困扰，尽可来找我。”

许世友

吴忠毅然踏上前线，怀揣着视死如归的决心，驾驶着一辆坦克，勇猛地冲在最前列。正因如此，他对于战场的敌我形势了如指掌，决心坚定，反应敏捷，指挥得当。最终，在谅山之战中，他带领部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此理不谬，战时之际，若军中将领政治清白与忠诚受到质疑，可通过战功赫赫、屡建奇勋，以及誓死效命疆场的英勇行为，来昭示其忠诚不二。

在和平状态下，这样的前提自然不复存在。“战争乃政治之延续”，并且强调“一切行动须服从命令”，军人岂能仅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纯洁与忠诚而主动引发冲突？这一观点显而易见。

在和平岁月，彰显忠诚的最佳途径便是恪守领袖的指令。纪登奎此言，与他曾言及的“即便文革动荡，只要军队保持稳定，便无大碍”的观点紧密相连。领袖坚信，军队对他忠心耿耿，而事实亦证明了他的信念不虚。

谈及军队，纪登奎以其平日里难得的低沉声调，一字一顿地对着儿子阐述道：“和平时代，……军权，那等同于玩火自焚！”

纪登奎的崛起，恰逢时机，机遇与他的能力相得益彰。然而，他的陨落亦迅速，只不过并非如从高楼跌落般瞬间粉身碎骨。

同样关乎个人品质，兴衰往往系于一身。若他展现更多忠诚与勇猛，对对手更为严厉，或许能升至更高职位，甚至有望继任。然而，若真如此，他是否还能在九号院安享正部级研究员的宁静生活？或许，那时的他早已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