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一番话,像块石头扔进了国际舆论的池塘里,激起了一圈圈涟漪。他在伦敦查塔姆研究所的一场对话会上,对着一群英国参会者直言不讳:“中国已经开始老了,而印度还很年轻,早晚会追上中国,甚至赶超也不是梦”。
这话一出,可把印度媒体给激动坏了。《经济时报》等主流媒体争相报道,把这番言论捧成了“国际社会对印度发展的认可”,简直就是一剂强心剂,让印度上下的自信心瞬间爆棚。但熟悉新加坡外交风格的人都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人口红利还是人口陷阱
表面上看,李显龙的话似乎有数据撑腰。联合国人口署今年的报告就明明白白写着,印度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才28岁,而中国已经达到了39岁。这意味着印度拥有一个庞大得多的年轻劳动力后备军和未来的消费市场。
从理论上讲,年轻人多,劳动力成本就低,消费需求就旺盛,创新的火花也更容易迸发。这确实是很多国际机构看好印度的重要原因。但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人多”和“人口红利”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
想把庞大的年轻人口变成驱动经济的燃料,而不是压垮社会的负担,需要跨过太多门槛。二战后的日本,靠着普及教育和产业升级,硬是把人口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力。而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巴西,却因为教育和产业没跟上,至今还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挣扎。
印度面前的“陷阱”一点也不少。最要命的就是那种“既想保护、又想开放”的矛盾心态。比如2019年,在区域合作框架谈判的紧要关头,印度突然撂挑子不干了,理由是怕中国的廉价商品冲垮自己的制造业。
莫迪政府觉得,印度那些还很脆弱的纺织、电子组装产业,根本不是“中国制造”的对手。可深层原因,是印度封闭的农业和服务业,根本不敢面对竞争。农民是重要的票仓,政府不敢开放农产品市场;本土服务业巨头则游说政府,设置壁垒阻挡外资。
小国生存的大智慧
这种摇摆不定的心态,加上政策的极度不稳定性,让外资望而却步。光是过去一两年,印度就三次调整新能源领域的外资规则,两次修改数字服务税,搞得不少企业心里直打鼓。更别提那拖后腿的基础设施了,港口效率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高速公路密度更是不到四分之一。
所以,李显龙那番话,你真当他是替印度吹牛,那就太天真了。从他父亲李光耀开始,新加坡的外交核心就是“精准平衡”。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小、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新加坡的生存法则从来不是选边站,而是努力维持区域的力量平衡。
这些年,随着印度退出区域合作,中国在东盟经济一体化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截至今年,中国与东盟的双向投资累计已超过4500亿美元,覆盖了从基建到数字经济的方方面面。这种“力量倾斜”让新加坡坐不住了。
他们担心,一旦中国在东南亚“一家独大”,那东盟跟中国合作时,还有多少“议价权”可言?作为东盟重要成员的新加坡,也会失去辗转腾挪的战略空间。所以,李显龙这番话,明面上是夸印度,实际上是在“敲打”和“引诱”。
印度能复制奇迹吗
他一方面是向印度释放信号,希望它能重返区域合作,扮演制衡中国的角色,恢复东南亚的力量平衡。另一方面,他也是在向中国传递“期待”。他在讲话中特意提到,中国是世界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即便在不利的裁决下,也曾遵守规则。
这话的潜台词很明显:新加坡希望中国能继续在美西方主导的旧规则下行事,不要成为一个“规则重塑者”,以免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对新加坡来说,一个“遵守旧规的中国”和一个“能制衡中国的印度”,才是最理想的局面。
那么,被寄予厚望的印度,真能复制中国的发展奇迹吗?看看现代经济史就知道,后发国家想“弯道超车”,至少得有几个硬性条件:稳定的政策、浓厚的创新氛围、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以及靠谱的基础设施。
日本和韩国当年就是这么起来的,中国更是把这几点发挥到了极致。反观印度,这几项几乎没有一个完全达标。政策多变、创新生态薄弱、在全球产业链中多处于低端,基础设施更是老大难问题。
结语
当然,也有人坚持看好印度,认为其民主制度和英语优势是巨大潜力。但这些优势能否发挥,取决于印度能否先解决好内部的顽疾,比如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影响、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悬殊的贫富差距等等。
说到底,一个国家的前途,最终不取决于外部的唱衰或捧杀,而在于自身的破局能力。无论是李显龙的“印强中衰论”,还是别的什么言论,都不过是大国博弈中的一段小插曲。对印度来说,与其纠结能不能超过中国,不如先扎扎实实练好“内功”。而对我们而言,走好自己的路,加快产业升级,完善社会保障,比理会任何外界的评价都重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