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王牌军长谭友林：1955 年授衔明显偏低，5 位上将联名请升衔，罗荣桓亲致歉

导语：在1955年的大授衔仪式上，除了授予军衔之外，还特别颁发三枚奖章，以嘉奖在不同历史阶段对革命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将领。这三枚奖章分别为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它们分别代表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以及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

三枚勋章均设有三个不同级别，其中一级为最高荣誉。荣获一级八一勋章者，必须是红军中的师级或以上将领；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则仅颁发给八路军中的旅级或以上将领；而一级解放勋章，则是对军级或以上将领的崇高认可。

在1955年，荣获三枚一级勋章的将领寥寥无几，除却十大元帅、十大将均已集齐此殊荣外，于众多一千余位开国将军中，仅有124位荣膺此等殊荣。如此殊荣得主稀少，一则源于选拔条件之严苛，一则鉴于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斗争中，众多高级将领英勇牺牲于沙场，使得符合条件者寥寥可数。

在1955年至1964年间，我国开国少将共有1360位，其中仅有16位将领荣获了三枚一级勋章。谭友林少将便是这寥寥无几的获奖者之一。

谭友林曾获三枚一级勋章，此成就表明他在红军时代至少担任过师长职位，而在八路军时期则升至旅长。到了1955年，以其显赫资历，本应被授予中将军衔，但为何最终仅被授予少将军衔？

1916年，谭友林在湖北省江陵县的一个贫寒家庭中降生。尽管他的父母都是文盲，身为农民，但他们怀揣着望子成龙的愿景，节衣缩食，将他送入私塾接受教育。他们渴望谭友林能够摆脱世代劳作的束缚，摆脱生活的压迫，最终能够脱颖而出，光耀门楣。

1930年，红六军抵达江陵县，展开建设。年仅十四岁的谭友林毅然投身红军行列。得益于其求学经历，具备扎实的文化素养，他被选拔进入当地的“红军学校”深造。学成之后，谭友林在军队中担任通讯员、宣传员等职务，随后又调入红三军军部，担任警卫员一职。

投身红军之际，谭友林展现出非凡的机智与干练，战场上的英勇无畏，使他得以高效地完成每一项上级下达的任务，因而深受首长们的青睐。短短数年间，他已从营政委晋升至红6师17团的政委职位。1935年4月，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地区与敌对势力展开了激战，一举击败敌军两个师，并成功俘虏了敌军一位纵队司令。

谭友林率部投身于陈家河与板栗园的激战，而在塔卧的激战中，17团在攻势中遭遇了敌军的猛烈反攻，损失惨重。危急关头，谭友林率领一支勇敢的敢死队，奋勇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在他的激励下，红军士气高涨，全体将士奋勇争先，迅速夺回了阵地。尤为令人敬佩的是，即便右臂受伤，谭友林仍坚持指挥部队战斗，直至战斗胜利才前往后方接受治疗。

战后，谭友林荣膺军团首长的高度赞誉，遂从17团政委之位跃升至红5师政委的显赫位置。他得以与红二、六军团赫赫有名的猛将贺炳炎（开国上将）并肩作战，担任军团开路先锋，携手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征程。

当初，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谭友林体内嵌着的子弹始终未能被取出。在长征途中，他的伤势时好时坏，多次濒临生命危险，险些在路途中陨落。幸亏军团首长贺、任两位亲自关怀，才将他这位命悬一线的战士护送至陕北。随后，在总理的悉心安排下，谭友林得以秘密前往西安，接受了手术，将那颗留在臂膀中的子弹取出。

抗日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谭友林便毅然决然地重返战场，投身于革命的热潮。在新四军中，他先后担任豫东游击队政治部副主任、团政委等要职。1941年，新四军得以重建，谭友林升任第4师第12旅旅长。值得关注的是，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当年新四军重建后的师长们无一例外地被授予大将军衔，而旅长们的军衔则多为上将和中将。

譬如，第1师的第1旅旅长叶飞，荣膺开国上将之誉；第3师的第9旅旅长张爱萍，亦为开国上将。在同样的第4师中，第10旅的旅长刘震，亦位列开国上将；而第11旅的旅长滕海清，则荣膺开国中将；唯有第12旅的旅长谭友林，仅为少将之衔。

解放战争爆发之际，谭友林率领所部挺进东北，先后执掌第12纵队34师、第49军145师的政治工作重任。至1949年，他被任命为第39军副军长，随后率领部队一路向南进军，参与了包括解放湖北宜昌、沙市在内的多场战斗。

自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来，39军作为东北野战军的中坚力量，成为首批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的六个军之一。在云山一役中，吴信泉、徐斌洲、谭友林三位将军率领的39军英勇奋战，成功击败了被誉为“常胜之师”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令敌军溃不成军。此次战斗，我军不仅活捉了众多敌方军事干部，而且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其物资之丰富，难以计数。

彭总闻讯后欣喜若狂，对39军的出色表现予以高度赞扬。“此次战斗使得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稳固了立足点，积累了宝贵经验，进一步扩大了正义战争的声势，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必胜信念。”

在连续的第二、第三次战役中，第39军勇猛精进，屡创辉煌战绩。作为该王牌军的副军长，谭友林亦获得了中朝两国首脑的高度认可，并在战争结束后荣膺朝鲜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5年之际，第39军的军级干部无一不是上将或中将之尊。首任军长刘震，昔日与谭友林并肩作战于新四军第4师，乃开国上将；继任军长吴信泉，亦为开国中将；政委刘滨州，亦荣膺开国中将之衔；政治部主任李雪三，亦同属开国中将之列。

归国于朝鲜之后，谭友林肩负东北军区公安军司令员的重任，于1955年荣获少将军衔。在其长达数十年的革命征程中，谭友林的同行者与战友，无不身居上将或中将之位，按照他的资历与官职，授予中将之衔实至名归。

对此，众多人士纷纷为其鸣不平，尤其是当年红二方面军的老战友们，包括王震上将、萧克上将、李达上将、甘泗淇上将、贺炳炎上将、余秋里中将、王尚荣中将、杨秀山中将等八位将领，他们曾联名致信上级，恳请授予谭友林中将的军衔。

余秋里与杨秀山在红军时期同属红6师第18团的政工领导；王尚荣先任红5师参谋长，继而晋升为96师师长，而谭友林则担任政委一职，他们曾是并肩作战的默契搭档。

八位将军联名举荐，此事引起了上级部门的关注。负责授衔事宜的罗帅特地找到谭友林，诚恳地道歉，并直言不讳地表示，授予你少将军衔实属低估，你与你的同行搭档和战友大多已是中将，这反映出我们工作中的疏忽与不周。

“我如今尚存人世，成家立业，膝下有儿有女，已能继续为党和国家贡献力量，又何须他求？与那些在战火中英勇牺牲的战友和同仁相比，我已收获了太多，懂得知足才是人生的真谛。”

结束语：

谭友林的一生，奉献给了革命与国家。即便功成名就，他依旧保持严谨自律，厉行节俭，胸怀全局，服从组织安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006年，这位资深将军在北京离世，享年91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