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的仕途进退

编者手记：那是一个收获的金秋十月，1972年的脚步，王洪文肩负着重托，踏上了前往京城的征程。自那时起，仿佛梦游般，两年时光悄然流逝。于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一庄重场合，他荣获政治局常委的显赫职位，并被全体一致推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从而跃居党内第三把交椅，成为举足轻重的重量级人物。至此，王洪文——这位在“造反”风潮中崭露头角的政治新星，继林彪之后，荣列党内备受瞩目的“接班人”梯队。

1971年，林彪的离世对毛泽东产生了深重的打击，短短半月间，他的容颜便似经风霜洗劫，宛如换了一张面孔。从1971年9月至1972年2月，他接连遭遇两次严重的疾病袭击。起初，他不幸患上大叶性肺炎，咳嗽不止，整日困坐在沙发上，即便夜幕降临，他也难以安然入眠。病情逐渐恶化，最终发展成肺心病，甚至出现了因缺氧而陷入昏迷的严重症状。

“谁能让班安心？”

自反运动的初期，王洪文便初露锋芒，他的继任者们纷纷涌现，不仅承继了“文革”所取得的丰硕果实，更彰显了“文革”所赢得的辉煌胜利。此外，他的人生经历涵盖了农耕、参军与务工，集工农兵三种身份于一身。正如毛泽东所言：“为何不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度中，挑选一个姓氏为‘工’的人作为提名候选人？”

王洪文虽怀揣满腹才华，却不得不面临艰难的抉择。在此次定策过程中，毛泽东亦是受形势所迫，采取了一种权宜之计。他之所以选择王洪文，初衷是为了平息张春桥与长辈们之间的纷争，然而，矛盾已经演变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僵局，难以解开。毛泽东向林彪提出建议，主张由小张接替我们目前的职务。此举顿时使张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他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追忆那段“文革”岁月：上海写作小组的传奇往事》，《南风窗》2010年第8期）

正当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时，周恩来向陈毅透露了林彪即将晋升至领导行列的消息。听闻此讯，陈毅瞬间愕然，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搞错了，是他吧！”无论如何，林彪身为开国元勋，竟在此刻要求周恩来降低身份，去屈尊服务一个所谓的“儿童团”，实属荒谬至极，其荒唐之处，非言语所能充分表达。

王洪文的身世之谜究竟隐藏于何处？究竟是什么机缘，让他在一夜之间悄然成为众人关注的中心？

1967年，武汉正陷入七二〇事件的混乱之中，毛泽东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的精心安排下，从武汉出发，抵达上海，并入住西郊的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一场电视实况转播的批斗会映入他的眼帘，王洪文的身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引发了他的特别关注。到了1968年10月1日，王洪文作为上海市国庆观礼代表团的领队，荣幸地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接见。据文革时期中央委员徐景贤回忆，毛泽东同志在接见王洪文之后，对他格外青睐，并产生了从工人阶级中发掘新生力量的念头。国庆观礼活动结束后，王洪文被特别留下，有幸参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即将步入闭幕式的舞台，毛泽东郑重地向各位嘉宾提出：“请各位把目光聚焦于这位杰出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王洪文。”

1972年，王洪文荣升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一员。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这位年仅38岁的青年才俊荣获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双重职务。这一辉煌成就，使他在中共历史上攀升至继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的显赫地位，位列第三。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职后，毛泽东对其寄予厚望，期待他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有所建树。

自1973年9月12日至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共16次委派王洪文作为陪同，与他国元首及政府首脑展开了一系列会晤。此举旨在多场关键活动中塑造其形象，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并扩大其政治活动的版图。同年8月28日，在中共十大闭幕式上，由于健康问题，毛泽东未能亲自出席，遂委托王洪文代为投票。自此，王洪文便被视为林彪之后的潜在接班人。

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重要时刻，王洪文担起了领导的重担。在大会召开的前夕及其之后，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了两次关键的会议，对总理的工作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尽管这些批评与权力更迭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尚无确凿证据，但不容置疑的是，王洪文不仅深度参与其中，而且亲自主持了这些批评性的会议。会议的气氛既紧张又充满激情，平日里对总理充满敬仰的人们，此刻相见却如陌生人般。周恩来总理身心疲惫，甚至已经做好了退居幕后的准备。

王洪文虽身居高位，根基却并不牢固，如同难以振作的刘禅。据其秘书肖木透露，在探讨张勋复辟这一历史公案时，人们不难窥见毛泽东心中隐秘的担忧，他深恐“文革”运动半途而废。然而，王洪文对张勋的历史了解甚微，竟向毛泽东询问“辫子兵”究竟指的是何物。毛泽东便建议他自行查阅相关资料，以便对这一事件有更为透彻的认识。

随着国庆佳节的脚步渐近，王洪文莅临上海，进行实地考察。踏入市委康平路的办公区域，他立刻指派相关人员去探访朱永嘉。原来，毛泽东曾特地交待他研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但王洪文对这一章节的精髓难以捉摸，对其深层次的含义亦感困惑。因此，在返回上海的途中，他急切地希望能邀请朱永嘉为他进行深入的解读。

刘盆子，西汉末年赤眉起义军共同推选的领袖，其得以执掌权柄，实因他对刘姓皇室血脉的尊崇与认同。为了在名分上获得正当性，起义军决定拥立一位刘姓皇室后裔为王。经过周密挑选，他们选出了三位候选人，并按照年龄的长幼顺序依次抽签。最终，年幼的刘盆子抽中了那枚象征着好运的签，被推举为皇帝。当时年仅十五岁的盆子，刚刚摆脱了放牧牛群的劳苦生活，赤脚裸身，衣衫褴褛。面对众人的跪拜，他竟显得惊慌失措，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这无疑是对他的严厉警示——切勿过于自满，毕竟你不过是个刘盆子罢了。

刘盆子的一生，终归难逃悲剧的宿命。遗憾的是，他终究未能幸免于难，被汉光武帝刘秀的部下所擒，最终遭受了公开的极刑。

“倘若郭奉孝仍在此世，我国岂会陷入今日之境？”毛泽东曾命林彪研读《郭嘉传》，从中不难窥见他对林彪的智慧与决断力给予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流露出对他身体状况的真挚关心。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情感波动明显，从起初对郭嘉的器重，到最终选定刘盆子，其心理转变过程一目了然。

在毛泽东同志病情加剧之际，中央政治局成员们纷纷轮番守候在其病榻之侧。轮至王值班，他却对卧床的同志视而不见，暗中溜至中南海，擅自进行野鸭狩猎。徐景贤讽刺道：“他简直和刘盆子一般无二。”

王洪文的迅速崛起，曾在张春桥的心海中激起了层层波澜。数载之前，正是得益于他的鼎力推荐，王洪文得以踏入政治的舞台。自那时起，他对张春桥的言辞无不遵从。然而，时至今日，王洪文的地位如同脱缰的野马，迅猛攀升，这让张春桥心中涌起了一抹忧虑。起初，张春桥向毛泽东力荐王洪文，本意是想彰显他在上海依靠工人阶级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然而，毛泽东却独具慧眼，一眼看中了王洪文，他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张春桥。

十大会议的帷幕缓缓落下，王洪文随即投身于昼夜不息的忙碌之中，在会议与书卷之间来回奔波。对于这位在造反风潮中崭露头角的人物而言，这样的日子似乎显得异常平静。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对重返上海的渴望愈发强烈，渴望与昔日的造反战友们重逢，并肩作战，再掀波澜。于是，他拨通了马天水的电话，向他吐露心头的孤寂。尽管如此，他依旧努力克制着寂寞，刻意维持着谦逊好学的形象。

廖祖康秘书表达了对您当前状况的忧虑。尽管您已身居国家领导高位，担任中央副主席，但您似乎未能维持应有的自律，对奢华与享乐过度沉迷。特别是，您在中南海内违反规定私驾摩托车捕鸟，这一行为令人费解。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禁地内使用猎枪捕鸟，这一举动是否得当？您似乎未深刻认识到这一行为的严重性。您似乎如同外表华美却内里空虚的绣枕，里面填充着稻草，就像是无力的刘阿斗。

在王洪文当了中央副主席之后，在政治局里面跟江青跟张春桥跟姚文元搞在一起，也就是毛泽东所说上海帮后来的四人帮。毛泽东逐渐地发现了王洪文是个不堪重用之才，就是说选的接班人又一次看错了眼，但是也不能突然再换了，因为王洪文是文化大革命的代表干部，换了话就否定文化大革命提拔的干部。

1974年秋季，毛泽东终究难以忍受，于是对王洪文及江青等人之间的勾结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要求他们提交书面的反省报告。风波平息之后，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开展，那位原本致力于救济困难民众的刘天子，渐渐退出了权力中心。

审视王洪文的一生，1973年，对于这位当时年仅38岁的政治新星而言，无疑是人生中一段熠熠生辉的岁月。然而，转瞬之间，仅仅三年后，即1976年，四人帮的势力便土崩瓦解，王洪文不得不承受隔离审查的严峻考验。1981年，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他下达了无期徒刑的判决。1992年，他在铁窗之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新中国那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恐怕难以寻觅到哪位高层领导人的生涯轨迹，能如王洪文般，如此迅速地攀上顶峰，却又同样迅猛地跌入谷底，最终沦为囚徒。1973年的复杂政治格局，似乎早已为王洪文的命运埋下了沉重的伏笔。

伴随着“两案”审判的落幕，众多被告人重获新生，踏上人生的新征程。然而，王洪文却未能逃脱命运的捉弄，于秦城监狱离世。在那弥漫阴霾的狱中，吴法宪曾这样对他感叹：“在长春战役胜利的曙光照耀下，你的青春见证了勇敢。如今，面对中央军委日常事务的重担，你是否已深思熟虑，坚定地相信，自己能够担起这份重大的责任？”王洪文懊悔道：“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