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秘书揭秘：毛主席江青康生不为人知的往事

1949 年在西柏坡，右起：毛泽东、师哲、米高扬及伊万·科瓦廖夫。

来源：《与历史巨擘同行的足迹：师哲先生的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师哲口述 李海文编

师哲先生在毛主席的身边辛勤工作了十八载，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了延安整风、国共谈判、中苏关系以及朝鲜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与中共的杰出领袖们保持着紧密的交往。他的所见所闻、所记录与所谈，均构成了无与伦比的宝贵史料。

毛泽东的神韵

在我担任主席的身边工作的过程中，历经断断续续、起伏不定，总计约十八载。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未曾目睹他动怒至拍案而起、挥拳砸凳的境地。他始终保持着非凡的涵养。

我曾对他说：“主席，我对您的镇定自若与深厚修养深感敬佩，您总能保持平和，不轻易动怒。”

他言：“我并非毫无怒火，有时怒气几乎要冲破胸膛。然而，我深知需尽力克制与忍耐，不得让怒色流露于言辞之间。”这愈发显得难能可贵。

主席的眼神锐利而深邃，洞察力非凡。他只需凝视你一瞬，便能让你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他的言辞严谨，既注重逻辑性，又讲究分寸感。在我面前发言时，若偶有言辞不妥，他便会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轻声说道：“请再重复一遍。”仅此一语，便足以让我立刻察觉错误，并及时进行修正。

居于枣园期间，我们常往杨家岭礼堂观赏戏曲。主席乘坐的是宋庆龄女士赠送的那辆救护车。每当有青年攀爬上车，主席从不加以阻拦，凡是能挤上车的，均可进入礼堂。待众人落座，途中，主席偶尔会询问他们的单位与姓名。在交谈之际，他的目光始终紧锁着对方。事后，那些年轻人向我吐露心声：“见到主席，我总是心生畏惧。他那锐利的目光仿佛能洞悉我的内心，几乎要将我看得一清二楚。”

毛泽东与枣园村民同乐

主席之才干，便在于此——凡事皆能洞悉其本质，一探究竟。他目如明星，神采奕奕，目光锐利，深入事物核心。

主席对干部充满关爱，尤其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若干部犯有过错，主席一旦予以处罚，便意味着此事画上了句号，他不会再耿耿于怀。

初踏入中南海，我常至丰泽园，偶尔会瞥见工作人员在院中晒太阳，汗流浃背却纹丝不动。旁人告知我：“你无需多管，这是主席在给予他们惩戒。”主席向来言出必行，做什么事情都力求坚持到底，追求成效。若被罚站立之人中途离场，那便难以获得主席的原谅。主席的处罚，虽严厉却短暂，过后便会轻易地予以宽恕。

主席的生活颇为朴素，从不苛求。他唯一的嗜好便是抽烟与品茶。若能偶尔觅得鲍鱼或鱿鱼，他便会欣然享用；若不得，亦无憾意。进城之后，他的生活条件有所提升，每周大约能品尝一两次红烧肉。

主席自己有个小灶，有炊事员专门给他做饭。他的作息时间与众不同，大多是白天睡觉，夜里工作。有一段时间有人要求中央领导人过集体生活。办公厅决定首长们都到饭厅吃饭。主席来了吃了几口米饭，说：“这究竟是什么？既不像稀饭，也不像米饭。”

我说：多数人想饭做得软。

他不禁反问：“何需牙齿之用？”此言一出，他此后便未曾再来。主席的饮食极为朴素，生活习性一向节俭，他的厨师、理发师、司机等随从，也都自陕北随他迁至京城。

在我供职于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期间，我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做法：挑选首长的警卫员，并非从警卫团中选拔，而是从一线的野战部队中调拨。这些警卫员首先会被送往中央党校接受系统的学习和培训，完成学业后，便直接被分配至各首长身边执行任务。这一做法自枣园时期确立，直至进城后依旧沿用。

主席对待警卫员的态度始终和蔼可亲，他时常关心他们的学业与日常生活，甚至在他们的人生大事——婚事上，也给予关照。阎长林、李银桥等同志的回忆录中对此已有详述，故此不再一一细说。

主席终身淡泊名利，始终未曾沾染金钱。他的津贴、薪酬、稿酬等，皆由秘书与警卫员代为妥善保管。他严禁子女沾染特权之弊，杜绝了任何特殊待遇的享受。

踏入城市，李讷自学校归来，鲜少与儿子毛岸英共进晚餐，通常是与工作人员一道，于大灶食堂用饭。她对儿子的教育投入了满腔的热情，并对他抱以极高的期望。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前线迫切需要俄语翻译，主席便毅然将爱子岸英送往战场。岸英英勇牺牲，主席悲痛欲绝，却依然下令将岸英安葬于朝鲜。

主席始终秉持公心，以身作则，将全部心血倾注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以及中华民族的繁荣、强盛、独立、自由和自主之伟大事业。在他的感召之下，他的亲弟弟、妹妹、妻子乃至其他亲属亦投身革命，其中六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此景象，不仅在党的领导干部中难得一见，即便在整个党员队伍中也极为罕见。

毛主席就凭这几点：一、绝不贪财，无私欲；二、禁止亲属子女利用公权力谋私；三、全身心致力于公共事业；四、不惜牺牲自己和家人。面对这样的典范，我们还能有何言说，还能有何奢望？！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主席也有弱点、错误，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他的弱点是出国次数少，对国外、国际间的事了解得少些。他总是以中国人的意识、思维方式进行逻辑推理，这是不够的。

每当独处，我便以闲聊、讲述故事的形式，倾吐心扉，点醒他对异国风土人情的感悟。然而，我从不强求意见统一，任由他吸收多少便多少，仅就事论事，作一番探讨。

主席性格中透露出一种鲜明的倔强，他天生好胜，从不轻易认输。正如列宁所言：“纵然雄鹰偶尔飞得不如鸡高，但鸡却永远无法抵达鹰那般的高度。”

主席的婚事

1940年，我自苏联归来不久便听闻，部分同志对主席与江青的婚事有所议论。鉴于我尚需重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相关情况，康生与江青便趁机向我透露一些细节，旨在澄清事实、展现自我，并期望我在国际舞台上为他们美言几句。

江青于1937年秋末冬初抵达延安，随即投身鲁迅艺术学院的深造。她与毛泽东主席的相识，则得益于康生的精心安排。

1937年11月29日，康生与妻子一同随王明自苏联归来。康生在沪期间，与曹轶欧同窗共读，两人相识相知，终成眷属。曹轶欧曾致信鲁迅，其信件收录在《鲁迅书信集》中。抵达延安后，康生不仅负责组建中央社会部，同时亦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一职，而曹轶欧则担任了中央党校干部处处长的职务。中央社会部位于延安城西北方八公里处的枣园村，此地原为陕北军阀高双成的私人庄园。

江青与康生，同乡于山东诸城。江青，原名李氏，居于县城之东门外，家境平实，生活并不宽裕。父母将她的大女儿留在家中，为其缠足裹脚，以期择日嫁人。至于江青，自幼聪慧过人，身姿曼妙，面容清丽，堪称一位温婉的佳人。父母将她送往城内东街南区的聊城小学就读。每日往返学途中，她必经东街的张家。张家原为胶东移居至此的富户，于东街购置了一座四合院，院落坐西朝东，大门向东敞开，南房用作客房，东西厢房则供子孙居住。康生即为张家第三代。康生曾亲口对我言道，江青每日上学，总会从其家门经过，他总是目送她远去。1957年，我赴山东任省委书记，特意前往诸城考察，果不其然，康生所言非虚。随我一同前往的县委书记虽不明我的目的，却主动向我介绍了江、康二家的背景。根据县委书记的叙述，江青求学途中确实需要路过康家宅院。

康生，本名张，历经数易其名，曾署张耘、赵溶，最终定姓康生。此名译成外语，颇似西方姓氏，既响亮又易记。上世纪二十年代，康生赴上海大学深造，期间结识了同窗曹轶欧，两人从友情升华至伴侣关系。曹轶欧个性鲜明，颇具魅力。康生与江青抵达上海后，两人鲜有交集。

江青自幼家道中落，十几岁便外出拜师学艺。她以艺名蓝苹活跃于上海滩，投身戏剧与电影事业，并积极参与进步运动，甚至曾因政治原因身陷囹圄。

康生特地邀请江青前往枣园游玩，此事显得格外特别。他制定了极为严苛的规定，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穿过中央社会部的门前。随后，康生将江青从鲁艺调至中央党校深造，特意为她组织了一个仅包含江青、张茹之、许明等五六个女同学的班级。该班级直接由曹轶欧负责管理。

康生曾指示江青主动寻求与主席的会面。若无康生的明示，江青断无此等胆量；而若无康生的筹划，江青亦难以踏入主席的居所。我归国未久，康生便向我传授：在中国，若欲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与深厚友谊，有两件利器不可或缺：一是投身教育事业，成为教师，便能培育遍布天下的弟子。中国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弟子们自然会对你衷心拥护，这与苏联师生间较为淡薄的关系大相径庭。二是充当月老，为他人牵线搭桥，介绍良缘。他亦曾主动为我介绍对象，起初是某位领导人的女儿，我果断拒绝，坚决不娶干部子女。最终，他将自己的秘书介绍给了我。此事发生在1945年。这便是他的处世之道。

江青告诉我，是康生找她谈话，说：主席一个人，生活上没有人照顾，你去关心关心。此时，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已到西安、新疆不回来，准备去苏联。主席做工作，贺子珍执意不回来。有人告诉她，别人抄了你的老家。她不管，仍要去苏联治病。1938年秋，她到苏联不久生了一个男孩，很快夭折。江青第一次到主席那儿，主席望望她说：“你对我有何帮助？”

“我能管理生活和家务。”

“能负担吗？”主席追问。

“且试试看吧。”她的话语轻柔而坚定。随即，她开始协助主席清理屋内，将桌面擦拭得干干净净，整理得井井有条。在整理床铺的过程中，她不仅将床单彻底清洁，连褥子也不例外，重新铺得整整齐齐。此类细致的工作本应由警卫员来完成，而这些警卫员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清扫并不精细。主席并未邀请她共进晚餐，而她自身也感到些许拘束，完成任务后便告辞离去。

“既然您远道而来，不如留下来用饭。”于是，江青得以留下，享用了一顿饭食，之后方才离去。

彼时，主席寓居于北门内凤凰山脚下的李家窑洞。中央党校坐落于延安城东北方五公里处的桥儿沟镇。自不知名之时起，她便安顿下来，再未离去。主席言道：“就此定居，甚好，有了安身之所。”

彼时，主席寓居三间石砌窑洞之中，左侧为书报阅览室，中央则是会客之所，右侧则是主席的办公与休憩空间。

江青频繁造访主席住所的消息迅速传遍，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不乏非议之声。中央党校的学员们纷纷联名致信党中央，坚决抵制主席与江青的婚事。除了中央党校学员的来信，当时由刘晓领导的上海市委也发来了电报，对这桩婚事表示反对。我依稀记得王世英也参与了签名活动。当时在党校学习的许多学员都来自白色区域，他们对江青的过往和性格有着深刻的了解。江青身为演员，多次婚姻变故被报道于报端。此外，她在狱中的行为以及出狱的方式，也引发了公众的诸多疑问。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先后两次致信，恳请中央书记张闻天将信件转呈毛主席。

张闻天是留学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干涉私人生活。中央党校的学生见写信不奏效，又派代表来见张闻天，说“此乃非私人事务。”他们指出，中西方的习俗各异，在中国，领导人的婚姻状况必然会对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张闻天将众人的意见转达给主席。

无奈之下，张闻天选了一封言辞较为温和的信件转呈主席。主席素来不轻易认输，因而怒不可遏，遂决意与江青正式结为连理。不久之后，主席设宴款待众人，即便是张鼎丞也被邀请，然而张闻天夫妇却独被排除在外，原因正是张闻天转交了那封信件。

“你这是升级了。”事实上，是李富春坚决要求我入住那里，我亦无法推辞。

1941年，中直机关迁至杨家岭，江青因人声鼎沸而感到不适，遂于1943年与毛主席一同迁往枣园居住。在整风运动期间，江青被送往中央党校深造，并由毛主席亲自将她委托给该校副校长彭真。彼时，毛主席还兼任中央党校的校长一职。

中央党校对江青过往的历史进行了严格审查，她的党籍甚至因此受到质疑。因此，她表现得格外谨慎和老实。直至七大召开之后，她才最终获得了组织的正式鉴定。获得结论的那一刻，她显得异常兴奋，特地来找我。我作为当时的支部负责人，这才帮她恢复了正常的组织生活。

她的日常习性与众不同的主席迥异，颇具挑剔之态。在延安时期，江青在政治上的态度显得格外拘谨自律，鲜少在公众面前亮相，不敢过于张扬，最多仅是提出购置所需之物。比如，她定要选购宁夏滩羊羔的羊皮制作皮衣，又须从香港购得药品，乃至挑选山东特产的阿胶。当时，国民党对我们实施封锁，要完成这些采购实属不易。到了1947年撤离延安之际，她携带一大筐阿胶寻求处理，最终这些珍贵药材均被送至延安的药房。

江青知道主席的全部心血、精力都用在考虑我党、国家的大事上，但为了达到她个人的目的，她故意干扰毛主席的工作。为了保证主席安心工作，我们不得不满足江青的一些不合理要求。为此任弼时批评我两次，说：大姐那么多，女同志那么多，对江青不应该搞特殊，照顾了毛主席就照顾了她了。高岗陪江青出巡到绥德调查，有一段时间不在延安。我批评高岗：你把延安丢了，跑到哪里去了。他赶快讲了实话，说这是为了照顾主席，他才去的。他说：“我无法得罪她。”

在中央转移至陕北之际，中央书记处的三位书记均留在了陕北。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均赴河东，唯有江青夫人一人留守陕北。她的职位为协理员，实则无力为力，反而给机关带来了诸多不便。随着中央转战陕北，她自诩拥有了政治资本。中央领导抵达香山后，她前往苏联一行，直至开国大典前夕才返回北京。大典当天，她渴望登上天安门，但毛主席坚决反对，她愤懑不已，却也只能作罢。

她后来逐渐越来越不像话。“文革”期间她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政治局委员，飞黄腾达，不可一世，无法无天。不少当年反对她婚事的同志都受到迫害，这都是江青一手导演的，这个账应记在她的身上。毛主席将事情想得简单了，没有想到江青会是这样。主席并不了解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情况。

毛主席对江青并不满意。从后来公布的材料来看，从1974年起，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多次。毛主席没有把权交给江青，从这点证明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伟大的政治家。

康生与“审干”运动、“抢救运动”

1943年，康生便宣称，“整风运动必将以审干作为其后续”，“而审干则必将演变为肃反”。然而，这两句言论实则不过是康生在整风过程中杜撰的别有用心之“理论”，成为他推行错误路线的依据。

4月3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该文件明确指出：“整风运动的核心目标在于纠正干部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以及肃清党内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前者是革命队伍内部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较量，而后者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来，我党党员数量激增，同时，日军和国民党也大举开展特务活动。他们通过各种巧妙手段，在我党各级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安插了大量内奸。这一点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据此，我们坚信：“一年的实践证明，整风运动不仅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佳途径，而且是揭露和肃清内奸的最佳手段。”因此，中央决定将整风运动再持续一年。

仅于中央决策下达之翌日，即1943年4月1日，康生便紧急下令边区保安处拘捕人员。其因乃胡宗南之秘书胡公冕即将莅临延安，担忧审查干部过程中发现的疑点人物会与胡公冕有所“接触”，遂决定先行拘捕一批相关人员。康生遂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及我本人召至面前。追溯至1943年1月西北高干会议闭幕之后，我已被调任陕甘宁保安处一局担任局长一职。

那个夜晚，康生手握一份名单，一边与我们交谈，一边在名单上划着标记，时而勾画，时而圈点。他口中念念有词，将这个标记为“复兴”，那个标注为“CC”，此人为“特务”，彼人称作“汉奸”、“叛徒”或“日特”等。最终，他指示我们，将名单上被圈出的人悉数逮捕；而那些被点上点的，则需送往边区行政学院接受教育。

我询问：“对于要逮捕的这些人，是否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如果没有具体的证据，我们该如何进行逮捕？又该如何进行审讯？”

康生：“材料已足够，何需审问？”

自这一夜起，直至次日清晨，我们连续奋战，未曾合眼，共计抓获260余名嫌疑人。与此同时，李克农与汪金祥（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负责对中央直属机关的疑似分子进行抓捕。

自此次行动之后，1943年4月11日，中央正式宣布全面启动“审干”工作。康生于中央大礼堂对直属机关的干部进行了动员讲话。在康生宣布延安已逮捕超过200人之际，众多同志面露惊恐，脸色变得苍白。

紧随其后，康生将假特务张克勤召集至中央大礼堂以及边区政府礼堂等若干处所，进行报告宣讲。康生亲切地拍打着张克勤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需诚实地坦白，以此感召那些误入歧途者。你将因此而名声大噪。”稍后，康生再次强调：“在所有案件之中，张克勤所提出的‘红旗政策’尤为引人注目。”张克勤的“红旗政策”为我们对国民党特务政策有了全新的理解，促使我们对大后方的组织力量进行重新评估，并为我们解答了延安特务分子活动规模的谜团。

据此，康生将甘肃、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等省份的地下党组织统称为“红旗党”。鉴于西北高干会议刚刚落幕，中央对陕西党派的历史已经作出了定论，康生不敢直接将陕西的党组织定性为“红旗党”，而仅将关中和汉中地区划定为“红旗党”。

为了验证“特务如麻”的片面判断，康生在审察干部及“抢救运动”期间，动用了形形色色的逼供、诱供、信口雌黄的手段，施展阴谋诡计。

处理绥德、关中特务案

“绥德特务案”也是反特务斗争中的一个假典型。案子是1943年5、6月破获的。说绥德特务分子在国民党榆林总部指使下，在4、5月间决定了一个大阴谋计划，企图暗杀绥德分区书记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在绥德造成了一个大的混乱局面，以配合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案子破获后，逮捕了很多人，弄得人心惶惶。于是绥德有些人跑到延安来找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 （绥德人） 和边区参议员安文钦 （米脂人）。李鼎铭先生找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要求制止捕人。西北局和林伯渠向党中央反映。

1943年7月，我同布鲁、薛克明等四五个同志受组织委派去绥德。为了工作方便起见，我任绥德分区保安处处长。康生在我们出发之前，对我们说：“绥德治安状况混乱，特务活动猖獗。”抵达绥德后，我们通过初步的调研，发现了一些错捕、滥捕的情况。经过一番初步的清查，我们释放了部分无辜者。令人遗憾的是，许多被捕者甚至对自己的被捕原因一无所知。

林伯渠随后向我透露：“李鼎铭先生提及，自你离去之后，乱捕乱押的现象已不复见，局势由此趋于稳定。”然而，运动仍在持续，只是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并未再出现。党政领导机关、各机关以及学校的“抢救运动”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9月13日起，在绥德举办了一场为期近一周的各界民众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的盛大大会。这次大会堪称“抢救运动”的典范，延安《解放日报》于1943年12月2日对该大会的概况进行了简要报道。报道中提及，在大会上，坦白表现突出的白国玺揭露了“六县特务头子”栾丁生的罪行，并在短短两天内成功“挽救”了22人。主席当场宣布，白国玺不再被视为特务，并称呼他为同志，继续担任原有工作。

白国玺，绥德实验小学的教师，却因他而事态恶化。每当有人指控某某为“特务”，他便会挺身而出，慷慨陈词，洋洋洒洒地列举证词。栾丁生，绥德师范的语文教师，平日里寡言少语，却因沉迷于鸦片而懒散至极。当白国玺听闻栾丁生被隔离审查，便趁机揭发，将栾定性为“六县特务头目”。栾丁生的牵连使得绥德师范的众多师生受到波及。该校师生总数不过三百五十余人，却已有162人因失误而失足，占总学生数的半数以上，甚至还包括了十三四岁的孩童，他们亦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三青团”、“特务”。

在大会上坦白的王毓琪，原是国民党绥德县县长，一个花花公子，只知吃喝玩乐。只因担任过县长，说他是特务，他只好承认。另一个坦白的是朱紫贵，是绥德一个书店的经理。这个书店是1937年办起来的，当时为了表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书店起名为“抗敌”，经常售一些进步书籍。1939年以前绥德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于是说他把书店起名为“抗敌”，是因为国民党把共产党看成“敌人”， “抗敌”就是反对共产党。现在绥德成了边区的一部分，你的书店仍叫“抗敌”，不是对抗共产党，又是抗什么？！这样把他打成“特务”。

康生对该案极为赏识，不仅将绥德的“成功经验”在延安广泛传播，更通过新华社的广播将其推广至各抗日根据地。然而，到了1945年，“绥德特务案”终于得到了甄别与平反。

师哲简介

师哲，1905年6月30日出生在陕西省韩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考入陕西省立第一师范。1925年参加国民二军，同年被派往苏联基辅联合军官学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需要，从1929年底起在苏联西伯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工作9年。1938年秋回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同志的秘书。1940年春随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回国。先后在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工作。1945年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8年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1949年主持创建中共中央编译局、俄语专修学校和外文出版社，并首任局长、校长和社长。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长期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的俄文翻译，多次参加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最高层会谈，并协助中央领导同志处理中苏之间的有关事务。1957年1月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62年后，受到康生和林彪、江青等的迫害，被隔离审查、关押达17年之久。1980年恢复工作，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原苏联东欧研究所）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