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侧影：我记忆中的胡乔木

#优质图文扶持计划#

我的父亲胡乔木

胡木英 周海滨

胡木英，胡乔木之女，1941年生于延安。胡乔木被誉为中共党内“四大笔杆子”之首，29岁到毛泽东身边，从助手到“党内一支笔”到“新闻大管家”，宦海沉浮50年，一度销声匿迹，直至邓时代被重新启用。

从《沁园春·雪》谈起

笔者印象中的胡木英，对毛泽东推崇备至。“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是毛泽东的名作《沁园春·雪》。由于这首词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一些政要大贾又喜将其悬挂高墙，《沁园春·雪》乃成为流传甚广的一首词。曾有人宣称，这首词实为胡乔木所作。

那是2009年前后，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沁园春·雪》是胡乔木的词作。网文言之凿凿地说：“胡乔木在《炎黄春秋》发表的访谈录中说《沁园春·雪》为他原创，毛改动四个字，以毛的名义发表，后据为己有，毛死后，胡乔木公开澄清说《沁园春·雪》是他原创的。在访谈录中，胡乔木还说《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完全是他执笔写作的，毛泽东只是签个署名而已。《沁园春·雪》公之于世的时间是1945年9月，为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根据《炎黄春秋》《百年潮》的报道，这首词作是胡乔木原创于1942年。刘少奇为了‘包装毛泽东，就要求是自己秘书的胡乔木，把《沁园春·雪》交给毛泽东。毛改动了四个字‘原驰蜡象，就成了毛的词作。1945年9月，《新华日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沁园春·雪》时，把时间‘倒填为1936年。”

2009年10月初，又有署名为“罗冰”的文章《毛泽东选集真相》在一些论坛及多家海外中文网站被转载，文章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对于《沁园春·雪》，文中说：“胡乔木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1945年8月，胡乔木(右二)等人随毛泽东（左二）赴重庆谈判

因此，笔者深入研读了《炎黄春秋》多年的期刊内容，遗憾的是并未发现那篇访谈胡乔木的报道，亦未见到任何人就此篇《沁园春·雪》的作者身份进行过考据。鉴于上述网络文章的作者并未明确指出该访谈录是在《炎黄春秋》的哪一年哪一期发表的，为了确保查阅过往期刊时不会出现疏漏，2014年2月16日，笔者拨通了《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徐庆全先生的电话进行咨询。徐先生明确回应，杂志未曾发表过此类文章。同时，胡乔木未曾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所谓的“包装”一说纯属无稽之谈。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新闻发言人曾就“毛泽东选集真相”“《沁园春·雪》著作权”进行了回应：“这都是谣言。胡乔木从未提出过要对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进行审核。胡乔木生前倒是多次说过，毛泽东经常为他修改文章和其他作品。”

2009年11月10日，我有幸对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进行了专访。身为国家工商总局的退休干部，她居住在万寿路，那里绿树成荫，高大的乔木将她家宅掩映其中。那日，北京城被厚重的积雪覆盖，正是一个谈论《沁园春·雪》这一主题的绝佳时机——

周海滨询问：“有人提及《沁园春·雪》是您父亲所作的吗？”

胡木英回应道：“并非如此。我的父亲未曾参与过长征，那片壮阔的景象未曾亲历，因此无法仅凭想象来描绘。此外，依照我父亲的性格，他也不太可能创作出如同主席那般气势磅礴的文字。”

胡木英曾提及，父亲性情寡言，亦不喜闲谈。即便在散步之际，也鲜少与我们交谈，多半沉浸于个人的思绪之中。在胡木英的眼中，父亲是个沉默寡言、性格内敛的人。杨尚昆在其撰写的《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中评价道：“他身为书生，风度翩翩，举止文雅……却往往缄口不言。”

此后，她在多个公开场合均明确指出，《沁园春·雪》并非其父胡乔木所创作之词。2011年，《胡乔木：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一书发布会之际，一名记者再次提出了这一疑问。她现场回应道：“我之前已通过周海滨对此作出过解释，父亲绝无可能创作出此类作品，这纯属无稽之谈。”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言：“诗者，人之性情者也。”然而，性情温润的胡乔木与《沁园春·雪》中所展现的性情大相径庭。1946年，其夫人谷羽前往华东参与土地改革，胡乔木遂挥毫泼墨，创作了一首婉约而清新的新诗《人比月光更美丽》：“夜幕降临，我立于月光之中，怀抱着幼子，期盼着妻子的归来。幼子不顾天际之远，伸出小手，与月亮嬉戏。忽然，母亲悄然而至，孩童欢呼雀跃，投入母亲的怀抱。月光的美丽，无人能及，但人间的温情，更胜月光。”

此外，查阅资料显示，《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丙子年）2月。笔者查阅《毛泽东年谱》，确有1936年2月上旬，毛泽东在陕西清涧县准备东渡黄河时遇大雪的记录。

甫时，胡乔木还没有来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奉调延安是1937年7月的事。

“我是1941年1月23日生于延安。我出生半个月左右，父亲就去给主席当秘书了。”胡木英说。当时，胡乔木和夫人谷羽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1941年2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来到胡乔木所住的窑洞，“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于是，陈伯达将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乔木是个人才”。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通过陈伯达，毛泽东点将胡乔木当秘书。

1949年4月，毛泽东（右）和胡乔木(左)在香山交谈

不仅当秘书的时间不相吻合，而且胡乔木尝试写词的时间也不吻合。程中原在《胡乔木的诗词情缘》中说：“胡乔木重新拿起诗笔，已经是1964年了。这时他用心着力写的不是新诗，而是旧体，而且是他一直没有尝试过的体裁——词。”1964年岁末，胡乔木的《词十六首》由毛泽东定稿，1965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一期同时登出。

1965年1月21日，胡乔木曾致信读者：

耿庆国同志：

收到一月十日的来信，深感欣慰。得知你在毕业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服从国家安排，愿意投身到党的最需要之地，一生投身于革命与建设的事业，你的这份决心与志向令人钦佩，愿你能如愿以偿。你对我的几首词表达出了浓厚的兴趣，并询问我之前是否有作品可以发表。我可以告诉你，我之前并未创作过词，此次发表的作品乃是我初试牛刀的习作。未来或许会继续创作或发表作品，但目前尚无明确计划。当然，在此之前，我确实阅读过一些词作，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否则也不会轻易动笔……

胡乔木

1965年1月21日

“让我直言，在此之前，我未曾涉足词的创作领域，而今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正是我词作的首度尝试”——这揭示了胡乔木初试锋芒的词作风貌。

胡木英说，1961年，胡乔木因神经衰弱只能休养，才开始写诗词，“父亲写完诗当然想请诗作高手毛泽东改。毛泽东也很乐意改父亲的诗，改得很仔细”。毛泽东收到“词十六首”后曾悉心修改，如《菩萨蛮》其五，原句为“新汤旧药，无多滋味，怎堪久煮？”毛改为“膏肓病重，新汤旧药，怎堪多煮？”对于毛泽东的改笔，胡乔木也同毛商榷。1965年1月，胡乔木又写成“词二十七首”，毛泽东收到后看了两遍。觉得新作“较前十六首略有逊色”，没有动手修改。胡乔木听取郭沫若等人的意见，花了好几个月工夫，精心修改，再次送毛泽东阅正。毛悉心批改后于9月5日回复胡乔木：

这些词汇我反复审视，确实颇具价值。我对您所推荐的这一版本表示赞同。我在其中仅稍作修改，不知是否恰当，请您自行判断。稿件先期刊登于《红旗》，之后请由《人民日报》进行转载，烦请康生、伯达和冷西三位同志处理此事。

毛泽东这次修改六处。胡乔木又作了一些修改，另补送近作七律五首，合其为“诗词二十六首”，于9月10日致函康生，请他代转主席。毛泽东在9月15日又阅改一过，在几处特别满意的地方，写上“改得好”“好句”“好”等批语，凌晨3点改毕，给乔木一信，说：“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这样，胡乔木的《诗词二十六首》就在1965年9月29日的《人民日报》和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程中原《胡乔木的诗词情缘》）

1966年7月底，江青把胡乔木送诗词给毛泽东修改作为一条罪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当面指斥：“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是给主席找麻烦，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胡木英记得父亲从这之后就没再写诗词了，“到1980年代后期写了一些，但也比原来少多了”。

1949年3月，胡乔木与毛泽东在一起

跟着主席进了中南海

1949年6月，毛泽东离开香山双清别墅进驻中南海丰泽园。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亦随之搬进中南海。

胡木英尚未完成一年级学业，便随校迁至北平，学校亦更名为中直育英小学。学生群体主要由中央领导、部分领导干部的子女，以及中直机关干部职工的亲属构成。在那个年代，校园里无人知晓彼此父母的身份，老师们亦不鼓励询问，大家也未曾养成此类探究的习惯。关于谁的父母官职更高之类的观念，在当时并不存在。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革命事业的继承者。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才逐渐得知，哦，原来他的父亲是那位，他的父亲是那位。

胡乔木的家在春藕斋西边的静谷，同住在静谷的，还有由胡乔木推荐当了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静谷紧邻毛泽东起居的院落。作为毛泽东得力的两个大秘书，胡乔木、田家英都居住在这个园子里。

尽管如此，在胡木英的眼中，父亲依旧身影忙碌。由于工作繁忙，我们相聚的机会不多，而每次的相聚往往是在餐桌上。那时我正就读于育英小学，实行寄宿制，每两周才能回家一次。1951年，父亲因胃溃疡接受了手术，在家休养期间以及节假日，我们便陪伴他散步、划船。

此时，胡乔木虽然仍是毛泽东的秘书，但是秘书的角色在褪去。胡乔木先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兼总编辑、新闻总署第一任署长，后又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在中南海居住的人绝大多数都和胡乔木认识，但胡木英看到与父亲交往较多的是凯丰、林默涵、张际春等人，他们都曾在中宣部任职。

195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胡乔木夜以继日地为中共中央写作一篇后来被称为“党史《史记》”的文章。“父亲坐在放满凉水的澡盆里，趴在一块木板上写”，由于胡乔木对中国共产党30年的历史非常熟稔，“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

杨尚昆回忆说：“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1951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此书再版多次，每次再版父亲还要‘精雕细刻一下”，胡木英说。

自1950年下半年至1954年间，胡乔木一家的住所迁至位于怀仁堂南侧的颐园，与彭德怀将军的居所永福堂仅一院之隔，相隔的正是增福堂。胡木英对彭老总家的地图印象深刻，曾有一次，她随父亲拜访彭老总时，注意到办公室里挂有一幅硕大无朋的地图，它几乎占据了整面墙壁。从县级到区级，乃至更小的区域单位，地图上的标注都清晰且详尽。“后来我方才明白，军事地图原来是如此详尽的。”

十年休养

有一次，胡木英随父亲一同乘车外出，归来途中，司机径直将他们送至家中。途中，一位身着裙装的女子正悠然漫步于马路中央。司机评估行车间距适宜，未作减速，径直驶过。

轿车在她身旁飞驰而过，她不由得吓了一跳，满腔不悦地瞥了一眼车内——那竟是江青。与此同时，胡木英也吓了一跳。

胡乔木对司机指出：“你完全可以将车速放缓，毕竟回家并非急事。即便跟随在她身后缓缓前行，也无需如此迅猛地超车，以免让她感到惊慌。”

“那是一位老司机，父亲从未如此严肃地批评过他。父亲和江青打过许多年交道，了解她的性格脾气，担心会节外生枝。但‘文革伊始，还真是江青首先向我父亲发的难。”而江青发难的理由就是胡乔木让毛泽东改诗。

1961年胡乔木两度到湖南调查，深入到了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如实向毛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时的胡木英已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然而，读了一个学期后，因病休学。于是，胡木英跟着父亲在湖南考察了近两个月，目睹了父亲另外一次批评人。

在湘潭县的一次田野调查结束后，我目睹了一位从宁乡县跋涉至此的讨饭姑娘。彼时她年仅十七，却因饥饿和疾病而骨瘦如柴，身材矮小，宛若孩童一般，看起来不过十岁左右。胡木英在调查完一家农户后，那户人家慷慨地端出一碗饭菜给她，她立刻贪婪地吞咽着。通过与她的交谈，胡木英才得知，她的父母因饥荒离世，她已沦为孤儿，在当地只能靠采摘野菜为生。然而，当地的大队干部不仅对她进行殴打，还踢坏了她的菜篮，让她在当地无法立足，只得外出讨生活。姑娘讲述完毕，便默默离去，谁也不曾预料她还能存活多久。

胡木英返家后，便将此事向父亲娓娓道来。父亲对此表示责备，认为她未能妥善处理，未能为那位姑娘寻得一个安定的居所。“只是了解问题，却未能解决问题。”不久后，胡乔木听闻调查组透露，湘乡县亦发生了饿殍事件，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原先所知的宁乡县，而当地的干部却不敢如实上报。他立刻调整了自己的工作计划，亲自前往湘乡展开调查。在县领导向他汇报时，竟轻描淡写地称不知有饿死人的情况。胡乔木闻言，顿时怒火中烧。

当晚，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毛泽东看了胡乔木的信，4月15日将此信批转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主席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农业六十条中，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至1961年4月21日，韶山公社的食堂几乎全部解散。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胡乔木同志对“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前途光明”的指导思想表示认同。然而，针对印发彭德怀同志信件的行为，他认为这根本改变了会议的方向，对此并不持赞同态度。在会议后期，当被要求起草决议时，他坚决反对将彭德怀等同志的问题定性为反党集团。

杨尚昆回忆道：“在那个关键岗位上，确实面临着不少棘手之事。庐山会议进入尾声时，少奇同志曾与他有过一番交谈，内容涉及撰写一份反对‘左倾’思想的文件。在那个特定的氛围中，他不敢直接向主席提及此事。武昌会议期间，需公布粮食生产数据，数字中存在较大水分。陈云同志主张不予公布，并委托他转达主席，但他同样不敢向主席直言。三年困难时期，‘左倾’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毛主席责问乔木：为何不向我汇报？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利不报告？客观而言，即便当时汇报了，恐怕也难以产生积极效果。乔木受到批评后，心中颇感困惑，加之长期辛劳，身体本就虚弱，最终导致他的神经衰弱症愈发严重，不得不长期休养。”

1961年6月1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长期病休。毛在阅过病假函后，很快复信：“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如你转地疗养，谷（指胡妻谷羽——编者注）宜随去。”

“父亲的病症与他那特殊的工作节奏紧密相连。毛主席习惯于夜间办公，每当想起某些事情，便一个电话将父亲紧急召回。尤其到了后来，父亲因神经衰弱而难以成眠，需依赖安眠药助眠。然而，主席的电话往往不请自来，每当药效尚在，电话铃声便将父亲从睡梦中唤醒。前往主席处，往往需交谈两三个小时，谈话结束后，父亲便再也无法重新入睡。”

胡乔木自那时起便退出了党内理论核心的行列，因此也未能参与到“文革”前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的起草与制定工作中。

“1966年6月父亲从杭州回来，匆匆忙忙地跟主席见了一面，主席让他到北京后‘多看、少说”。毛泽东知道，胡乔木是“一介书生”，一旦说出不合时宜的话，定然惹火烧身。1967年1月17日，病休的胡乔木还是受到了冲击。

这天上午十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来到胡宅。把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口号声中，来了一次“街批”。第二天，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宝山，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甚至把他父母的头颅从墓中取走。

“昔时，我弟就读于北京邮电学院，该校的党委书记夫妇与我家关系颇为亲近，两家时常有往来。父亲曾前往邮电学院参观大字报，并发表了几句言论，本不过是寻常的交谈，却在‘文革’期间演变成了一场风波，被冠以‘保皇派’的称号。”

胡木英回忆道，自北京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开始对相关人员实施揪斗与抄家，家中的藏书亦遭受劫难，部分书籍被他们强行带走。起初，邮电学院的做法开了先河，随后，造反派纷纷效仿，举办批斗会，但凡与胡木英的父亲有所关联的人，无不被迫陪同前往。

持续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到1967年的“五一”才峰回路转。这一天，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去看望胡乔木，虽然没有看成，但是红卫兵们也不敢去批斗了。

据说，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5月1日凌晨所贴“打倒胡乔木”的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五一看烟火，主席路过南长街来我家，之前汪东兴先来看路线、周围环境。那天晚上全家很兴奋地等着主席来，结果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陪着主席，到一个常年不开的门前面按铃，最终就错过了”。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主席。张耀祠见无人开门，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总理抓住这个机会，让中办下了个文，说以后不准揪斗胡乔木了，有问题在家里提问。要没有这一下子，父亲可能就不行了，他本来当时身体就不好”。关键时，毛泽东的这个举动救了胡乔木。

1976年，毛泽东去世。胡乔木没有想到，10年前的那次见面，是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父亲提出去作最后的告别，但是无论怎么请求，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不让去。父亲跟主席这么多年，对主席有很深的感情。他就给江青写信，但最后江青还是拒绝了”。“文革”后，这又成了他的罪状，被人抓住这个小辫子不放，说“胡乔木给江青写效忠信”，以此为由反对起用他。

近观胡乔木

胡乔木对生活的追求简朴，阅读书籍便成为他最大的享受。

父亲的日子过得颇为清闲，闲暇时刻，他总是沉浸在书海之中，涉猎广泛，无论是历史、自然科学、哲学还是文学，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无不成为他的案头之宝。此外，政治理论书籍也是他阅读的范畴。胡木英回忆道，父亲阅读速度极快，即便是厚重的书籍，也能在短短数日内一气呵成。但也有时，他会放缓阅读的脚步，对于那些思想史、哲学类著作，他总是细细品味，不急于求成。

胡乔木对藏书情有独钟。每当出版社推出新书，他总是受到邀请品鉴，同时他本人也热衷于书店寻宝，尤其对旧书店情有独钟。在这些书店里，他觅得了许多珍贵的藏书，其中包括一本关于语言文字的音乐词典。

每逢父亲外出至他乡，他总是选择远离喧嚣的街市，而是流连于那些充满岁月痕迹的旧书店，精心挑选着每一本心仪的书籍。归来时，他的手中往往捧着几摞沉甸甸的藏书。胡乔木的私人藏书最终累积至四万余卷。1995年12月，胡乔木先生在世时，其藏书被分别慷慨捐赠至中央档案馆、当代中国研究所，以及江苏省盐城市。

在胡木英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总是与笔耕不辍的景象紧密相连。“自幼时起，我便见父亲常伏案疾书。在延安的窑洞中，他身着厚重的灰色棉袄，于微弱的煤油灯光下，坐在那方桌前笔走龙蛇；迁至北京后，他在那长方形办公桌前，电灯的照耀下，依旧挥笔不止，直至生命的终章。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仍需他人搀扶，半倚于椅，将头伏在面前玻璃板上，颤抖着手写下了向巴金先生祝寿的贺电，尽管日期他记错了。然而，他一生究竟留下了多少文字，恐怕已难以统计。”

在“文革”动荡时期，胡木英与父亲久别重逢，分离之长，恍若隔世。父亲独自守在家中，孩子们每次归来，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他那隐藏于内心的喜悦。纵然他未曾言语，但神情与语调无不流露出满足与快乐。“我们心知肚明，他承受了无尽的苦难与孤寂，却从未在孩子面前流露分毫。”有一次，胡木英协助父亲更换床单、洗涤衣物，一番打理过后，父亲轻声感叹：“这才像个家啊！”

胡乔木曾感慨道：“‘文革’那几年，我不过是被暂时搁置了。”自1967年5月周总理的批示之后，他虽幸免于进一步的斗争，却也无法外出，只能在家中闲居，读书成了他唯一的慰藉，其他事务皆无法涉足。那段日子里，他重新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资本论》。

喜欢文字的胡乔木，给孩子取名字却有点让人意外。胡乔木给胡木英姐弟三个分别取名：胜利、幸福、和平。“我的名字叫胜利，意思是希望共产党苏联能够胜利。弟弟是1944年出生的，当时大生产运动见成效了，能够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比前几年好多了，就叫幸福。小弟弟是1950年生的，当时有一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毕加索还画了和平鸽”。

随后，胡乔木并未强令子女更改名字。1960年，胡木英步入大学校园，认为“胜利”之名略显稚嫩，给人以孩童之感，于是她主动提出更改自己的名字。她巧妙地从父母的姓名中各择一字，以父亲的“木”字和母亲的“英”字相拼，便构成了“胡木英”这个名字。“至于弟弟改名的时际，父亲便指示他随我一同更改，便命名为‘胡石英’”。

1963年夏天，胡乔木带三个孩子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和毛泽东一起游泳。毛泽东问起了三个孩子的名字，胡乔木还是说着原名。毛泽东评价道，“‘胜利当然很好，‘幸福也不错，只是‘和平不‘和平！”。毛泽东随口而出的戏言，使“和平”心中不安。回家之后，这孩子宣布自己不再叫“和平”，而是改名“海泳”——取自“中南海游泳池”，以纪念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说的那番话。

因此，胡乔木一家的名字悉数更易。胡乔木的本名并非源自《诗经》，其名为胡鼎新，然而“乔木”这一笔名他早在早年便已启用。与李桂英结为连理之后，胡乔木便建议妻子更名为“谷羽”，“谷羽”一词取自《诗经》中的名句“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意指山谷中的小鸟迁至高大的乔木之上，这与他的父亲颇为契合，充满诗意之美。

偏爱知识分子

在胡乔木众多知识分子友人之中，季羡林独树一帜，这主要源于他们同窗于清华园的深厚渊源。“我的父亲对季羡林的专业领域颇感兴趣，因而后来特地前往探望他”。

1930年夏日，季羡林与胡乔木同榜踏入清华大学的校门。胡乔木初入物理系，却因对文科的浓厚兴趣，入学不久便毅然转入了心之所向的历史系。彼时年仅十八岁的胡乔木已在清华园里成为一位活跃的青年才俊，而季羡林，时年十九岁，正就读于外语系。他们的父亲曾与季老相识，并曾积极动员他投身于革命事业之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惊全国，彼时的胡乔木，名唤胡鼎新，因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不幸被列入了北平市警察局的黑名单。迫于形势，他不得不暂时搁置在清华的学业，先是调入共青团北平市委，担任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长，随后又离开北平，返回家乡盐城隐居。自此，胡乔木与季羡林失去了联系。到了1935年，季羡林远赴德国深造，一去便是十年，而胡乔木则投身延安。

1946年，季羡林归国，次年解放军占领了北京。恰在那一年的春末夏初，季羡林意外收到一封来自中南海的信件。信的开篇便提及：“你还记得清华时的胡鼎新同学吗？正是我，胡乔木。”信中，胡乔木向季羡林透露，国家急需大量研究东方问题、精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他询问季羡林是否愿意将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部分及边疆学院并入北大。季羡林欣然应允。此后，东语系一度成为北大规模最大、人才汇聚、气氛活跃的系所。

尽管在季羡林先生看来，南北两棵大树均无官气，然而，他的家门，我竟未曾踏入。每当有人赠予他优质的大米，他总会慷慨地分我一份。他赴北戴河休养，归来时带回的肥美海蟹，亦不忘送我满满一筐。季先生并非富翁，这些礼物或许都出自他个人之资。遵循我国古训：“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本应有所回赠，然而，我却未曾向乔木先生馈赠过任何食物。

“今日我们重聚，你面前不再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书记，而是一位六十年间的老友。”

季老光临之际，我们全家欣然出门相迎。中午时分，胡乔木盛情邀请季羡林至家中共进午餐。季老回忆道：“他们一家，以谷羽夫人为首，与我们的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宽敞的圆桌旁。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餐食竟如此简朴，与人们心中所想的山珍海味、燕窝、鱼翅等奢华之物相去甚远。由此可见，乔木先生的官职，也一清二楚。”

胡乔木不仅关注季羡林这位老友，对钱钟书等知识分子亦倾注了深厚关怀。胡木英曾言：“钱钟书乃当之无愧的杰出才子。在翻译毛选的过程中，他曾参与其中，我父亲深知其学术造诣之深。他们学识渊博，无论何事都能畅谈无阻，相互契合。钱钟书的《管锥编》得以出版，我父亲功不可没。此类专业著作往往深奥难懂，非一般读者所能领略，然而我父亲却认为此书极具文学价值，故鼎力支持。钱钟书对此感激涕零。”

“钱钟书之外，当时还助力解决了多位知识分子的住房难题。父亲曾派弟弟、秘书走访他们的居所，发现住房条件确实艰苦，不利于学术研究，便立即与相关部门联系，寻求解决方案。”

直至1992年，胡乔木病情加重，季羡林特地前往医院探望。季羡林感叹道，“这竟是我与乔木的最后一面。”当年9月28日，中共杰出的政治理论家胡乔木辞世，享年80载。而在此之前，即同年7月，即便卧病在床，他仍对陪伴自己五十余年的妻子谷羽坚定地表示：“我渴望活到90岁。”

与他一同离去的，亦承载着他心系的两项未竟之志：“一为撰写一部关于主席在五十年代政治生涯的回忆录；二为重撰一部全面而详实的中共党史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