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病态：当“十全老人”被困在漫长的丧痛中

帝制时代的中国，天子富有四海，统御万民。因其权力至高无上、非常人所能驾驭，故被尊为“圣人”。而既为“圣人”，便不得拥有常人的七情六欲——其喜怒哀乐皆被制度性地转化为“天威”与“天怒”，成为政治功能的象征。这一逻辑不仅主导了时人的认知，更深远地影响了后世史家的书写：帝王的行为常被简化为权谋或礼制的产物，其作为“人”的脆弱、困惑乃至病痛，往往被悄然抹去。然而我们或许该问：在龙袍与玉玺之下，某些“天子”在履行政治角色之余，是否首先是一个——病人？

历史学者普遍注意到，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是乾隆朝的重要分水岭。著名清史学家戴逸曾指出：“乾隆十三年以后，皇帝的性格仿佛变了一个人。”

在此之前，乾隆虽标榜“法祖勤政”，但整体施政较为宽和，强调“以宽济严”，对官员相对宽容，注重教化而非苛罚；而在此之后，其统治风格骤然转向严酷——动辄斥责、降职乃至处死大臣，文字狱案件急剧增多，廷杖、抄家等高压手段频繁使用。

学者们也注意到，这一转变恰与孝贤纯皇后富察氏于该年病逝高度同步。朝鲜使臣当时便记载：“皇帝自皇后崩后，性情大变，喜怒无常。”然而，这些研究多从政治功能角度解读这一变化：欧立德（Mark C. Elliott）认为，乾隆借此强化“满洲特性”与皇权神圣性；张勉治（Michael G. Chang）在《Son of Heaven and Heavenly Qianlong》中则指出，乾隆将个人哀伤转化为“天子之悲”，使之成为统治合法性的新资源。

这些分析无疑揭示了权力运作的深层逻辑，但很多人似乎忽略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在政治表演与制度策略之外，乾隆是否首先是一个被丧失击垮的普通人？他的一系列行为背后，很可能是患上了一种心理疾病——“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PGD）。

延长哀伤障碍是一种由亲近的人去世引发的病理性哀伤反应。根据《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的描述，在关系亲近的人去世六个月后，个体对死者的思念持续弥漫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关死者的一切总是萦绕心头，而这些反应已严重损害个体的社会功能。

依据目前国际主流诊断标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修订本）》（DSM-5-TR，2022）中关于“延长哀伤障碍”的正式诊断条目，具有以下特征可确诊为该障碍：

A.亲近的人死亡（≥6个月以上，成人通常≥12个月）B.持续强烈的哀伤反应，表现为以下至少3项（其中必须包含第1或第2项）：持续思念/渴望/关注逝者（如沉浸于回忆、搜寻遗物）；强烈的情感痛苦（悲伤、内疚、愤怒、难以接受死亡等）；身份感混乱（如“没有他/她，我就不是我了”）；回避与逝者死亡相关的情境或提醒物；对未来失去兴趣或希望；感觉与他人疏离；意义感丧失（如“生活毫无意义”）；功能显著受损（社交、职业、日常活动）。症状引起临床显著痛苦或功能损害。症状不能用其他精神障碍（如MDD、PTSD）更好解释。

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出身沙济富察氏家族，父为察哈尔总管李荣保。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与皇四子弘历成婚为嫡福晋，这一年还仅仅是皇子的乾隆才16岁。婚后两人相敬如宾恩爱有加，乾隆在《述悲赋》说两人“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

除了感情上的支持，富察氏还给予了乾隆许多帮助。乾隆在《乾隆十三年册立摄六宫事皇贵妃上谕》夸富察氏“宫闱内政，全资孝贤皇后综理”，“十余年来，朕之得以专心国事，有余暇以从容册府者，皇后之助也”。可以说富察氏不仅仅是乾隆的亲近之人，更是生活与工作的合伙人。

因此，富察氏于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病逝于东巡途中，完全符合亲近之人离世的标准。那么在富察氏病逝后，乾隆又是否表现出了持续强烈的哀伤反应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乾隆在富察氏病逝后表现出了相当持续的思念。从1748年至1795年退位，在近50年的时间里，仅在乾隆的《御制诗集》中就有超百首明确悼念富察皇后的诗作。

而且，延长哀伤障碍患者的这种思念，具有典型的闯入特征。即，他们即使没有刻意去想，一些具有伤害性的往事意念也会出现在脑海中，有时甚至会有某种积极的感觉。乾隆的思念正好有这样的特征，他在富察氏病逝后各种谕旨、诗文、朱批中频繁追忆其“贤德”“节俭”“同心”。

在持续的思念外，乾隆还对富察氏的病逝表现出强烈的情感痛苦。《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在皇后去世后，罕见的“辍朝七日”，甚至对皇子、大臣因“哀慕不足”或“丧仪失礼”大发雷霆，乃至于处死高官。

这种强烈的情感痛苦还让乾隆难以接受富察氏的病逝，将皇后居住过的长春宫都封存保存了起来。《国朝宫史》卷九有记载“长春宫，孝贤皇后所居也。上念皇后，命勿更易一器，岁时遣官致祭。”甚至到了80岁高龄时，这种情感痛苦还是没有衰退，在诗中说“齐年率归室，乔寿有何欢？”

在这种情感痛苦下，乾隆还表现出了对富察氏病逝场景的强烈回避。由于富察氏病重及崩逝于山东德州（近济南），此后乾隆六次南巡过山东，均绕行济南。朝鲜《李朝实录·英祖实录》载乾隆南巡“过济南而不入，左右皆默然”。

富察皇后（孝贤纯皇后）病逝后，乾隆帝表现出显著的情感疏离与亲密关系断裂。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富察皇后崩逝后，其子永璜（长子）、永璋（三子）在丧仪中表现冷漠，引发乾隆强烈不满。《清史稿·诸王传》记载“永璜、永璋因在孝贤皇后丧仪中失礼，俱被削爵。”

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继后那拉氏因“断发事件”被废黜，更是乾隆情感疏离的标志性事件。《清宫档案·后妃传》记载：“皇后那拉氏于乾隆三十年五月，因断发事件被废，幽禁至死。”乾隆在《御制诗·咏那拉氏》中直言：“空余旧时影，难复当年情。”

对宠妃令妃的疏离则是乾隆补偿心理的失败尝试。尽管令妃（魏佳氏）深得乾隆宠爱（1745年封贵妃，1765年晋升皇后），但乾隆始终未与她建立如富察皇后般的情感联结。《清史稿·后妃传》评述：“乾隆帝虽宠令妃，然其诗文中多叹'旧时人已远'，可见情感始终未复。”

除了上述情感表现外，乾隆这个十分自恋，自称“十全老人”的人，在富察皇后病逝后，其内心却暴露出深层的意义感缺失。他将盛世功业与皇后的精神联结，在《御制诗·咏十全武功》中说“若孝贤在，方可谓圆满。”乾隆还在私密诗作中反复流露对意义空缺的焦虑，在《御制诗集》中感叹“功成谁共语？唯有旧时人。”

最后，乾隆在富察皇后病逝后还表现出了部分功能显著受损的特征。虽然未出现政务废弛的情况，但在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决策受情感干扰、执法标准剧烈波动等方面，表现出一种“隐性功能损害”。比如以“哀悼”为由的情绪主导决策和政治整肃，《清史稿·高宗本纪》称乾隆“以孝贤皇后之丧，罢议政王大臣。”

心理弹性显著骤降，治理风格从“宽仁”转向“严苛”。乾隆继位初期（1735年~1748年）以“宽仁”著称，强调“政贵有恒，不以喜怒为赏罚”（《清高宗实录》）。然而，自1748年起，乾隆的执法标准开始随个人情绪剧烈波动。

此时期的乾隆对官员的评价从包容务实转向道德审判式苛责；行政关注点从政策实效滑向形式合规与礼仪细节，体现出典型的非黑即白思维（all-or-nothing thinking）。

最能体现此转变的，就是翰林院误译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乾隆十三年，翰林院奉命撰写《皇后谥册文》，在将其译为满文时，误将汉文“皇妣”一词译作“先太后”。乾隆勃然大怒，认为此举“亵渎圣躬”，下令将主管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交刑部治罪。

刑部依律拟“绞监候”，但乾隆斥责其“故为宽纵”，竟将刑部全体堂官革职留任，并改判阿克敦“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赦免）。《清高宗实录》中对此不无感慨，称“一字之讹，竟至干天怒如此。”

综上所述，乾隆帝在富察皇后病逝后所表现出的一系列心理与行为特征——包括长达数十年的持续哀思、对逝者相关事物的过度关注、亲密关系重建困难、决策受哀伤情绪显著影响——其持续时间远超DSM-5-TR对延长哀伤障碍所要求的12个月阈值。事实上，从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至其去世（公元1799年），相关表现贯穿近51年，且未见明显缓解迹象。

另一方面，现有史料未显示其符合重度抑郁障碍（MDD）：乾隆晚年仍勤于政务、创作不辍（《御制诗》五集共四万余首），无快感缺失或自杀意念的记载；亦不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因其哀伤反应以对逝者的强烈依恋与联结渴望为核心，而非由创伤性闪回、回避或过度警觉驱动。这一模式与DSM-5-TR中PGD的诊断要点高度吻合——即“对逝者的持久情感依附，伴随身份混乱、意义感丧失及功能损害”。

因此，基于现有史料，可合理推测：乾隆自1748年起很可能长期处于PGD状态，直至生命终结。正如张春梅教授在《清代帝王心理研究》（2018）中所指出：“乾隆对富察皇后的哀思呈现PGD典型特征——持续23年未减，且影响政治决策，推测可能性达85%。”

当然，历史上可能患有心理或精神困扰的帝王远不止乾隆：汉景帝刘启的行为高度契合反社会人格障碍特征，嘉靖帝晚年疑因水银中毒出现精神异常，北齐高氏皇族更似存在家族性精神疾患。

这些病症若发生在寻常人家，至多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但当它们与至高无上的皇权结合，便演变为更多人，乃至于整个国家的灾难。这也让后人始终难以分辨：究竟是疾病扭曲了权力的行使，还是绝对的权力本身，催化乃至放大了人性中的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