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国军将领何应钦为何会赞叹道：这是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1940年12月的赣北夜间温度骤降到零度，稻草垛上结了一层白霜。罗卓英在战区司令部里来回踱步，听着参谋汇报日军第34师团在南昌外围调动的情报。谁也没想到，三个月后，这位一向被说“谨慎有余、锋芒不足”的土木系将领，会把何应钦惊得拍案叫绝。

罗卓英此刻想的不是个人荣辱，而是“如何把握一次可遇不可求的单挑”。他敏锐地察觉：第33师团正准备北上华北，掩护扫荡八路军；第20旅团仅为策应；真正想扩大战果、想在蒋委员长面前邀功的，是留守南昌的第34师团。日军这三股兵力若合在一起，中国军队再添两个师恐怕也得硬撑，但若能把他们拆开，各个击破，胜算将指数级上升。

1941年2月中旬，罗卓英给薛岳发出一份极简作战电文，只有十二个字：“七十引三三，东野钳二零，七四当锋”。薛岳草草扫一眼，批了四个字：“全权处理”。电文的含义其实很明白：李觉的第70军把第33师团“勾”进山地，东北军王铁汉部顶住第20旅团，空出主战场交给第74军去啃第34师团。这里没有花哨的兵棋推演，只有对友军长短板的精准测算。

第70军原本装备一般、属于“杂牌”，但在金官桥一战表现过机动灵活，最适合山区缠斗。李觉接受命令时，拍了拍地图笑道：“让弟兄们再跑一次山路，可以。”副官担忧地问：“司令，说好只牵制，万一日军咬死不放呢？”李觉一句“打不赢就再跑”说得底气十足。山区地形本就复杂，第33师团战斗序列庞大、后勤车队长，一旦被拖入山谷，很难发挥火力优势。

3月15日，70军先头部队在高安西北的岭背镇与第33师团接触。李觉有意放缓节奏，阵地前沿只留一个团，用步机枪点射诱敌深入。第33师团以为遇到弱旅，大呼“追！”结果越追山越窄，侧翼火力展开不开，补给线越来越长。70军则像诱鱼的渔夫，边跑边撒小股阻击队，既耗日军体力，也让对手摸不清己方主力所在。

与此同时，王铁汉部把防线修到抚河东岸，工事不精美，却层层交错。第20旅团试探数次，始终未能突破，便形成相持。王铁汉暗自庆幸罗卓英没强求他“猛攻”，他只需“硬扛”。东北军子弟兵火力尚可，他们以班排为单位灵活机动，阵地交替掩护，一旦日军踢到硬茬，就快速撤到第二道、第三道工事。

战局出现第一个拐点在3月20日凌晨。罗卓英命令第74军左、右翼齐头推进，直插上高县城方向。第74军是国民党系统里众所周知的王牌，军长张灵甫战后名气更大，但当时的指挥官为俞济时，战斗素养同样扎实。74军在接敌前完成火炮集中——六十门山炮、十余门加农，还有数量不菲的迫击炮。密集炮火在上高东南倾泻，仅一个小时，第34师团前沿阵地被削下一层皮。

日军素来认为中国军队火力薄弱，这次却撞上高密度炮击，士兵刚冒头就被覆盖。第34师团意识到棘手，求援电报频发，奈何第33师团已被70军牵着走，第20旅团又被抚河阻隔，难以驰援。日军师团长冢田周一郎面色发白，下令“顽强固守”。可后勤线被火炮打断，弹药、食品、医药全都短缺，师团官兵士气急速下降。

3月22日晚，74军发起夜袭。国军惯例不擅夜战，但俞济时这一次下了狠心：先以炮火定点轰出缺口，再让突击连摸黑渗透。雨后山道泥泞，士兵们杵着步枪刺刀，悄声爬过一片雨水潭。24点整，照明弹腾空，一瞬间黑夜如白昼，冲锋号同时响起。第34师团来不及组织交叉火力，防线出现裂缝，国军一个营插进师团指挥所侧后。短兵相接，喊杀声惊醒山谷宿鸟。

第34师团的溃败始于这种猝不及防的心理崩盘。3月23日拂晓，罗卓英看着战报，判断“对方指挥系统已乱”。他没有让74军盲追，而是通知70军主力抽调出来，驰援正面。李觉趁第33师团求战心已疲，果断留下一个旅佯动，自己带两旅翻山回援。日军这才惊觉上当，可想撤已来不及。70军行军路线像一把倒插的楔子，切断第34师团退路。

3月24日中午，南昌西北的泗溪口形成围歼场。不少第34师团士兵满脚泥水、饥饿难耐，已经没了反攻念头。74军和70军炮兵各选制高点，交替轰击。装载步兵的中国军队中队则分段推进，火力覆盖，推一段，停一段，再推一段。不到两个时辰，日军队形碎裂成散兵团伙。冢田周一郎在混乱中负伤，最终被迫下令“分组突围”。

值得一提的是，第33师团指挥官床次竹二这时仍在峰岭长沟苦苦搜索70军踪迹，忽接电报，才知道老伙计已陷危局。他打算火速南返，却被山炮两发拦腰炸断的桥面难住，只能绕行。3月25日夜，他干脆用“奉命北上”作借口，带残部直奔安庆江岸，仓皇撤走。

如此一来，上高战役主战场再无外援。3月26日黄昏，74军步兵第三十六团在横塘岭擒获日军大批辎重，缴获迫击炮二十余门、步机枪数百挺。山脚下的战壕里，日军军旗被火焚成灰。国军士兵脱口而出一句土话：“总算扬眉吐气。”

4月1日，上高战役正式结束。重庆接到第九战区电文，前线歼敌八千，俘虏逾千，缴自动火炮十门，各型枪械两千余件。何应钦细读完奏报，放下茶杯，发出那句后来被屡次引用的评价：“这是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他并不是夸张。自武汉会战大撤退后，中国正面战场多以苦守为主，鲜有战役级主动出击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先例，上高之捷正好扭转长久压抑的心理态势。

有人问罗卓英获胜秘诀，他只淡淡一句：“不是我智谋高，是敌人心思乱。”话虽谦虚，却道出要害：第34师团想立战功，急；第33师团惦记华北，慌；第20旅团本就弱，怕。三种心态在兵力调配上留下空档，被罗卓英抓住。再有一点便是对自家部队的精准定位：谁能缠斗，谁能死扛，谁能正面硬啃，他心里一清二楚，托付得当，士气自然整齐。

战后盘点，70军缴获物资有限，却出色完成牵制任务；王铁汉部伤亡不重，但堵死抚河通道；74军损失较大，却换来关键性突破。三方互不埋怨，全因为开战前罗卓英就把战役目标、任务分配、后续奖惩讲得明明白白。不可否认，此役打破了外界对国民党军“团结不佳、各自为战”的固有印象，也给国内外观察者呈现了一个“能够统筹调度且火力相对雄厚”的第九战区新面貌。

上高战役结束后，南昌东北地区暂时恢复稳定，日军因损兵折将放缓了对赣北的渗透。第34师团改编时，仅有三成建制勉强撑住序列；第33师团在华北因兵力不足，扫荡行动屡受牵制；第20旅团被迫与其他残部合并，战斗力骤减。自此，日军华中战场再未出现大规模主动进攻南昌的行动。

当时的国内舆论多聚焦“痛打落水狗”，却忽视了更深层的变化：上高一战使中国军队指挥官逐步接受“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日军、专打核心师团”这一战法。此后无论在浙赣会战，还是在常德、鄂西，类似思路屡屡被采用。罗卓英本人临别第九战区之际，也将“章节式”作战经验整理成册，递交军委会存档，成为日后“战区联合指挥”的重要参考。

回顾细节，可见战役的顺畅并非偶然。第一，情报先行，准确判定敌军意图；第二，兵力配置围绕地形与火力展开，而非死守交通要道；第三，炮兵火力一口气砸出突破口，步兵紧跟；第四，预设撤退路线与追击路线，确保不让因“小胜”贪功而陷入泥潭。这些经验被后人写进教材，却鲜少有人记住那道严寒冬夜里罗卓英踱步的身影。

山东籍老兵陈福海回忆，上高战事结束时他因耳膜震裂正在后方救护所，听闻胜利，他对床铺上的战友大声吼了一句：“这仗值了！”那个同行老兵虚弱地点头，“值！”

火线之后——战地修整与部队换装

上高战役胜利只赢得战术优势，后勤补给和部队换装的难题随即摆到桌面。战役结束后，74军与70军都在新余、宜春一线展开短期修整。此时中央军委会提供的美械装备尚未全面到位，前线部队仍旧以混编制居多——新式美制汤普森冲锋枪和轻机枪数量有限，火炮还有几成是德式旧货。罗卓英趁机向后方申请火炮分级管理：全新或九成新的75毫米山炮集中配给74军，七成新以下炮管更换后交第70军；东北军由此获得数门原德制37毫米反坦克炮，补足短板。

后勤补给方面，九战区仓库曾因南昌失守而搬迁。上高一战后，罗卓英把临时仓库设在新淦。这里地处赣江支流，水陆两便，便于转运。为防日机袭扰，罗卓英命新淦仓库所有弹药都以百箱为单位分散存储，设四处小仓而不是一处大仓。每个小仓再修暗堡，周边伪装成民居或谷仓。如此一来，即便日机发现、投弹，也很难一次性摧毁大量储备。

“修整不光是补给，更重要的是士气消化。”参谋处在给罗卓英的报告里写道。74军因伤亡偏高，必须补充新兵。老兵说：“新兵没见过大场面，别让训练拖延。”罗卓英索性把战役录像、俘获的日军军旗公开展示，让新兵直接感受“我们能赢”。在那个年代，拍战场影像不易，74军特务连专门收集前线摄影枪机，对部分片段剪辑后循环播放。有新兵看完后反问：“真是咱们拍的吗？”老兵拍拍他肩膀：“怕？不怕就对了，咱们也是这样打出来的。”

同一时期，日军在华北推进“囚笼政策”，加密据点、加固公路。第九战区情报处预判：日军需要至少两个月才能补齐34师团损失，在此空档，中国军队有机会发动一次局部反击。罗卓英于是下达“训练兼预备”口号，划定四个重点：山地夜行、集中炮击、沟壕跃进和反铁甲火力练习。每项由专门教官负责，月末进行检验演习。74军、70军和东北军各编出一个教学示范连，轮流给兄弟部队示范动作。通过演习，新兵渐熟练，老兵也从实战中修正旧习。

这一系列修整措施，为接下来1942年初的浙赣铁路保卫战埋下伏笔。许多士兵后来回忆，如果没有上高之后那三个月的系统训练与换装，他们在浙赣一线面对日军机械化闪击时，未必能快速稳住阵脚。上高战役因此不仅是一场战术胜利，更是一块连接前后两段战事的桥梁，适时补足了士兵、装备与指挥系统之间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