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谍报有多绝？凭半部电台起家，连蒋军私密诗句都能破译！

一支装备简陋的军队，如何能屡屡洞悉对手的绝密部署，甚至连对方私密的诗句都了然于胸？这并非天方夜谭，而是真实的历史片段，揭示了看似悬殊的力量对比背后，一场不为人知的“玻璃杯里押宝”的隐秘战争如何颠覆了常识。

这要从1936年12月说起。彼时，周恩来身在西安，意外遇到了一位旧日学生——国民党将领李默庵。

周恩来与李默庵交谈时，突然提起了几句诗：“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

这些诗句是李默庵当年写给他夫人的一封密电，内容极度私人，外界本不可能知晓。李默庵听罢大为震惊，不解周恩来为何会知晓。

周恩来平静地解释，这封密电在1933年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就被成功破译。这突如其来的信息，让李默庵意识到，红军的情报能力远超他的想象。

这并非偶然，而是红军情报工作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的缩影。

无线电之缘起

红军早期情报工作的起步，带有几分偶然性。时间回到1930年，红军在龙冈大捷中缴获了几部电台设备。

更重要的收获是，红军还俘虏了两位国民党无线电技术员，王诤和刘寅。这两位技术员对红军的理念深感认同，自愿加入了队伍。

凭借缴获的电台和两位新成员的技术，红军在短短三天内便成功侦获了敌军的部署，这让他们看到了无线电在军事上的巨大潜力。

到了1931年1月，红军在第一次“围剿”中再次缴获了“一部半电台设备”。王诤当即建议，可以利用这些设备来监听国民党的明码电报。

国民党军队在当时对红军的无线电技术能力存在严重低估。他们认为红军设备简陋，因此大量使用明码通讯，这使得红军能够“听得一清二楚”。

这种意外的“馈赠”为红军早期的情报获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红军利用这些信息，在战场上屡占先机。

毛泽东对无线电的价值有着深刻的洞察。他早在1931年就亲自为首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学生授课，强调其是“千里眼顺风耳”。

同年6月，毛泽东更是直接下令，要专门设立电台，集中力量用于对敌侦察工作。这标志着红军情报工作开始走向专业化。

随着国民党逐渐意识到电报被监听，他们开始启用密码通讯，红军的情报获取一度受阻。

为了应对这一变化，中央军委在1932年后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成立“中央军委第二局”，简称“二局”。

“二局”的定位是专门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其存在高度保密，不为外界所知。曾圣希（曾希圣）被任命为首任局长。

密码攻防战

中共高层对情报工作的重视和远见，并非一时兴起。早在1926年，周恩来就曾派遣陈赓远赴苏联，到“契卡”（克格勃前身）学习情报技术。

就连后来协助戴笠创建“军统”并被称为“军统总教头”的余乐醒，也曾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于莫斯科系统学习情报业务。

这些早期的战略布局，为中共在情报领域的后发制人奠定了基础。面对国民党的密码，简陋条件下的“二局”展现了非凡的能力。

曾圣希领导的团队，凭借卓越的技术和不懈的努力，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多部重要密码，其中包括“壮密”、“展密”、“猛密”等。

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情报的力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蒋介石命令陈诚负责此次围剿，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消灭红军。

然而，“二局”及时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情报，获悉敌52师、59师以及罗卓英率领的11师的详细行动计划。

情报显示，国民党军队计划在乐安等地集结，试图切断红军的退路。红军据此情报，提前在登仙桥一带设伏，全歼了国民党52师和59师。

李默庵的第10师紧随其后，目睹了登仙桥的惨烈景象，心有所感，写下了那句被破译的诗句。这充分证明了“二局”在战场上的关键作用。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红军士气。1933年8月1日，在庆祝建军节之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共同嘉奖了“二局”。

同年，为了庆祝这一系列突破，“二局”还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百本纪念会”，以纪念他们成功破译了国民党100本密码。

即便红军的情报能力已达如此境地，蒋介石依然蒙在鼓里。他固执地认为，军事机密的泄露仅仅是由于“忠诚”问题，而非密码被破译。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没有二局，红军的长征是不可想象的！”这句话并非夸大其词，在长征的数个关键节点，“二局”情报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例如，在通道转兵会议之前，“二局”侦获了国民党在湘西地区针对红军设下的围剿计划。正是基于这一情报，红军果断改变行军路线，避免了致命伏击。

在四渡赤水和二渡乌江等战役中，“二局”的情报更是如同灯塔，指引红军巧妙地避开敌军，化险为夷，最终走出困境。

毛泽东将此形容为“玻璃杯里押宝”，意指看得准，赢得稳，这正是隐蔽战线带来的独特优势。

战略视野延展

毛泽东对情报的战略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1938年春撰写《论持久战》时，已将情报工作视为决定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更是总结经验，明确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隐蔽斗争方针。

这一方针指导着整个抗战期间的情报工作。中共中央能够依据西安情报站等报告，对复杂的时局进行精准分析。

1939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组建了中央社会部，这标志着情报工作在组织架构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在同年3月18日中央社会部大会上指出，要消灭敌人，必须进行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军事战争，另一种就是隐蔽的秘密战争。

这“两种战争”的论断，将隐蔽战线的地位提升到了与公开军事斗争并重的高度，奠定了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到了1941年，毛泽东号召全党主动搜集材料，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研究局，下设材料室，专门负责国内外各类信息的搜集。

当时的情报搜集效率令人惊叹，甚至能让远在日本出版的《朝日新闻》在短短10天内就送抵延安，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

1943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企图一举摧毁中共中央。

然而，隐蔽在胡宗南部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提前预警了这一绝密阴谋。毛泽东凭借这份情报，成功挫败了国民党的偷袭计划。

解放战争期间，情报的价值再次凸显。1948年，蒋介石命令傅作义进攻西柏坡和石家庄，企图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

“二局”再次发挥作用，及时掌握了傅作义的作战计划。毛泽东利用这些情报，通过新华社广播，展开“攻心战”，最终挫败了国民党的偷袭企图。

在随后的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隐蔽战线的工作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促成了傅作义将军和平解放北平，避免了古都的战火。

同时，情报工作还成功策动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起义，为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

毛泽东在回顾解放战争时，曾给出极高的评价：“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这无疑是对隐蔽战线贡献的最高肯定。

结语

从一份密电诗句的破译，到长征路上的生死转折，再到解放战争的战略博弈，红军的隐蔽战线并非简单的技术优势。

它更是中共高层前瞻战略眼光的结晶。在“玻璃杯里押宝”的信念指引下，情报不再是辅助手段，而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力量。

这场无声的战争，以其独特的智慧和精准，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历史进程。